【武汉肺炎】大疫面前官僚体制溃乱 问责程序势在必行
上周五（2月7日）凌晨，最早在网络预警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眼科医生李文亮抢救无效，死于此次震动全国的疫症中。去年12月30日，李文亮等人对疫症示警，但随即遭到当地公安部门训诫并被迫写下承诺“闭嘴”的保证书。他的离世点燃了舆论的怒火，外界预料一场早已被武汉乃至全国民众期盼已久的问责风暴即将到来。
从疫情显现时刻意打压舆情，到对外释放错误消息，再到疫情蔓延开来之时应对失措，湖北省会武汉乃至全省官僚系统的表现使得民怨四起。上周六（2月8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紧急空降湖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或许将成为中共“换将”的开端。
列数官僚体制七宗罪
“一问三不唐志红，准备不足邱丽新，人不传人是高福，物资充足王晓东；等待授权周先旺，深感内疚马国强，可防可控王广发，答非所问蒋超良。”这是流传在内地网络上一则取名《湖北八骏图》的段子，短短56字写尽湖北官场在应对这场公共危机中如何失去人心。
坦率讲，尽管此类公共卫生危机多非人力所能控制，极度考验执政者的危机处理能力，然而回顾整个疫情发展至今天难以控制的局面，可以说天灾虽有，人祸亦不浅，湖北党政负责人难辞其咎。
具体来说，第一，应对不及时，严重不作为，错过黄金时间。目前披露的资讯显示，去年12月1日武汉市已出现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据专门收治肺炎患者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说法，12月29、30日左右，随着转诊病人逐渐增加，他就“觉得这个疫情可能有些严重，有点超出我们当初的想像”。可直到今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揭开真相之前，整整50余天时间里，从武汉市到湖北省的各级官员都没有人站出来采取果断措施，一再贻误时机。
第二，刻意隐瞒真相，发布不实资讯，误导公众。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武汉市一些医生已经预感到疫情的严重性，并报给了上级部门。比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表示，他早在1月初已预判“很可能会传染别人”，并报告给了武汉市卫健委。
可面对如此严重的潜在危机，不论是武汉市官员还是湖北省官员，非但没有及时发布消息，反而罔顾人民的知情权，隐瞒真相，一直强调“可防可控”、“未见人传人”、“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这一官方表态严重误导了公众，不仅官方活动照常举行，民间社区还在1月18日举办了“万人宴”，导致疫情快速蔓延。情节更为恶劣的是，为了掩盖真相，当地官方动用公权力对医院与医护人员施压，令其“闭嘴”，这导致若干无辜的医务人员放松警惕，多人感染。李文亮便是被封口的“吹哨人”，结果他自己未能躲过疫劫。
第三，疫情大爆发后，行动缓慢、决策仓促、调配不力，从上到下依然大搞形式主义。湖北省、武汉市应对疫情的步伐被批评一直滞后于疫情蔓延。比如，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后，湖北省、武汉市才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但即便如此，随后武汉宣布封城后，因为前期组织协调的混乱和决策时严重考虑不周，医院床位非常短缺，救援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全线告急，不仅一线收治病患已经难以保障，甚至连医护人员都难以自我保护，超负荷工作和防护物资缺乏让其长期处于几近崩溃的状态。然而，湖北和武汉的主政者对外口口声声承诺，“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最后，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描述工作心态时，虽然表示了“内疚、愧疚、自责”，但在意的只是让“党中央、国务院操心”，而不是给武汉市民带来的严重伤害。武汉市长在承认“预警不够”时，却推脱要有“授权之后才能披露”。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记者会上只顾着念稿子，答非所问，更是令舆论哗然。
在十万火急的疫情面前，围绕物资调配权力，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系统也接连爆出不少丑闻，让舆情火上浇油。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后，湖北省、武汉市和中国民政部均规定，由湖北省、武汉市的红十字会来统一接受和管理捐赠物资。但令人失望的是，在武汉乃至湖北省大量医院频频出现医疗防护用品告急、向外界发出求援资讯后，来自各地的大量捐赠物资竟然一度因为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傲慢和低效、繁琐审批程序而不能及时发放。
此外，也许事情正如武汉市长周先旺所透露，公布疫情的权力来自中央、来自国家卫健委。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身为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管理部门，国家卫健委在1月20日之前竟然毫无存在感。其所属的国家疾控中心一众专家型官员虽然在1月初已知道武汉肺炎人传人的真相，却没有公之于众，而是自私地谋取学术成果，忙着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等海外顶级医学期刊发表论文。
不阵前斩将难平民愤
凡此种种，民间的怒火压抑到极点，李文亮之死所引发的“国葬”便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信号。湖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方方表示，“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
上周六（2月8日），就在中央派出调查组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之时，北京同时宣布调整湖北政坛高层，“空降”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南下任湖北省委常委。虽然目前尚未公布王贺胜的具体“分工”，但鉴于其毕业于天津医学院及多年在卫生系统工作，担任过天津卫计委主任，且参与指导此次武汉防疫的经历，“临危受命”自是不必赘言。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武汉肺炎疫情以来，湖北高层的首次调整，人们希望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
在此之前，习近平在上周一（2月3日）主持召开有关此次武汉肺炎疫情的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会议上，中共高层不仅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行为）”给予警告，威胁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问责党政主要领导甚至惩处失职渎职者，据透露更“研究了其他事项”。这表明，中共可能不会等到疫情局势遏制后才启动问责程式，北京亦相当不满湖北官场和中央职责部门的表现，并极有可能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问责湖北和武汉主要党政负责人。
迫于来自北京的压力，湖北省官方已经开始动作。上周二（2月4日），武汉市纪委宣布严肃查处了市防疫应急物资储备仓库违规发放口罩问题，决定免去夏国华武汉市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对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兼市统计局局长孟武康和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黄志彤予以诫勉谈话。与此同时，湖北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钦亦在问责中被免职。然而，他们显然不是此次应对疫情的关键角色，公众也不会满足于这一层次的问责。
事实上，应对重大公共事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其来有自。近期如两次应对武汉肺炎疫情，远期如2018年8月听取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调查及有关问责情况的汇报，2015年听取天津大爆炸的处置汇报，其中只有2018年8月新华社通稿出现“研究其他事项表述”，当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毕井泉引咎辞职。
最可以对照的是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来袭期间，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4月17日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有关部门关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汇报。会议通稿虽然没有出现其他事项表述，但随后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相继卸职。
不过，湖北政坛乃至中央职能部委在武汉肺炎重复上演的应对不力表明，不仅仅是某一两个人执政能力水平问题，它只是一个缩影，告诉人们从SARS疫情到武汉肺炎，中共整个官僚体系的进化还很难适应当下现代社会的政府公共管理要求，或者说，用习近平本人的话，这是对中共国家治理水准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次大考。令人沮丧的是，这一官僚体系的表现远谈不上及格。因此，问责湖北或许可以回应舆论关切，但绝不是问题的结束，中共亟需将其“第五个现代化”落在整顿官僚机器之上，而不是会议室里。武汉乃至湖北官场接连爆出丑闻，不问责难息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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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10日）《从庙堂到江湖 谁该为肺炎恐慌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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