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从庙堂到江湖 谁该为疫情集体恐慌潮负责？
几乎相同的病毒，几乎相同的疫情，几乎相同的时间，几乎相同的大城市，虽然那场定义了2003年的沙士（SARS）已经过去了17年，但当时下这场肺炎疫情以湖北武汉为中心蔓延开来后，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沙士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只是一场幻影。
疫情还在扩散，恐慌还在蔓延。虽然现在追究“谁该为疫情负责”还为时尚早，毕竟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遏制疫情，救治病患，但“谁该为疫情的集体恐慌负责”，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舆情蔓延并加速水涨船高，却迫切需要来一次正本清源。
湖北官员是第一责任人
在重大疫情面前，人们的恐慌本是很自然的反应，毕竟人命关天，但当掌握着权威资讯的有关部门不能给民众以信心，甚至当民众意识到有关部门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时，这种恐慌会尤为激烈，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几何级暴增。此次疫情中的集体恐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现在随着更多资讯的披露，疫情以1月20日作为时间节点，前期的黄金防控期如何被错过和耽误，已经有了直接的证据和说明。1月19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任组长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赴武汉指导调研疫情防控工作。1月20日晚，钟南山在与央视直播连线中，肯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并称，有14名医务人员在护理一名患者过程中被感染。
而在此之前，湖北以及武汉官方始终给外界的说法是“不存在人传人”、“可防可控”，一直到一口气更新了136名确诊患者数据的18日和19日，通报中才首次未提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判断。
而此时，距离网络上第一次传出“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疑似SARS”的消息，已经过去了将近1个月。网传消息之外，12月30日，一份疑似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也随即曝光，其中提及武汉多间医疗机构确实陆续出现多宗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联，要求各医疗机构上报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一边是官方的“紧急通知”，一边却将传出“疑似SARS”消息的8名医务人员定为造谣者。而在官方的欲说还休与遮遮掩掩期间，病毒早已在密集的人流中肆意蔓延开来，加之恰逢年关春运，还被蒙在鼓里的民众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一场改变无数个家庭和个人命运的瘟疫已经在各个角落潜滋暗长。
1月31日，在央视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问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警觉够吗？马书记回答：如果能早一点采取措施，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说在12、13号，测温的那天，是否可以采取像23号采取的控制飞机、高铁、汽车、轮渡出行。那时如果采取措施，可能疫情会有所缓解，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种状况。
病魔不会考虑“如果”，重大疫情面前更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关部门前期的刻意隐瞒，以及后来应对危机时的各种不作为，比如记者会上的“戴口罩风波”、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的“一问三不知”，以及被扒光了底裤的红十字会风波等等，已然空耗了民众的信任与耐心，也直接加剧了疫情扩散与蔓延后的集体恐慌。
传媒该扮演甚么角色
“我们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是当1月20日钟南山首次确认存在“人传人”并有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后，内地朋友圈热传的一句感叹。人们的普遍疑惑是：为何本应起着舆论监督使命的传媒在此前全部缺席？传媒究竟在这场国难中扮演了甚么角色？
不得不说，在1月20日之前，湖北本地传媒乃至国家级传媒是真的“死亡”了，因为基本都是在报道官方口径，比如8名造谣者如何，武汉官方“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之说，等等。
但以20日作为转折点，传媒仿佛一夜之间“复活”，不管是国家级还是地方传媒，也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再加上数量庞大的自媒体，以及普罗大众，面对这场重大肺炎疫情，各方都或多或少带着恐慌、愤怒和不满情绪，并被充分动员起来，舆论场一时间沸反盈天。
而伴随着各路传媒铺天盖地的报道，不仅各种谣言遍地，各种诈骗开始涌现，人们的恐慌也随之急剧攀升。1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经过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这一消息经新华社在当天晚上率先发布，13分钟后《人民日报》紧跟着转载。两大官方主流传媒的跟进，使得这一消息在全网传开，并在当夜引发一轮抢购风潮，甚至许多人不顾“不出门”的警告连夜排队。而抢购风潮还未彻底平息，就有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出来辟谣，称不主张将双黄连作为预防用药。再后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也表示，双黄连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作用，但“还需通过进一步临床研究来证实”。
在此危机关头，任何来自权威机构和传媒的声音都需要谨慎再三，一项尚未临床研究证实的消息，就这样的紧促地推出，而且是两大官媒牵头发布，拍拍脑袋都能想到会产生甚么样的抢购后果。何况同样的“剧情”和桥段，17年前SARS期间也上演过。
抢购风潮一波未平，《财经》杂志在2月2日推出的一篇题为《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报道，又一石激起千层浪，将人们的恐慌情绪再次拉高。该文作者通过实地采访多名病患并最终得出结论，在官方数据之外，还有不少死亡病例因各种原因并未被统计在内。这意味着，目前人们所能看到的确诊、死亡病例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这次疫情的全貌。
我们有理由相信《财经》这篇报道的真实性和份量，但当疫情还在蔓延，人们的恐慌还在与日俱增的关头，这样的报道是否恰当，却是值得商榷的。截至目前，这场猝不及防的肺炎疫情已经将内地大小城市逼成了“死城”，武汉更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方，每天增加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乃至死亡病例，大多也都来自武汉和湖北。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控制疫情，救治病患，而不是制造恐慌情绪，加剧官民对立撕裂。
更实际一点讲，这些病患之所以未能收治入院，对于当地医务人员来说，是“不能”而非“不为”，毕竟感染人数过于庞大，对武汉来说消化能力和承载力确实有限。随着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得以建立，再加上方舱医院的设立，目前情况已经有所好转。按照前线督战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2月6日上午出席疫情排查动员会的承诺，“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如果说《财经》还只是发布时机欠妥，那么数量庞大的自媒体在加剧恐慌上，则需要承担更大责任。一些自媒体，将未经证实的消息当做“权威消息”，并借助平台优势广而告之，比如将这次肺炎疫情判定为一场人造的病毒危机，或者将此看做是美国刻意针对中国的细菌战，渲染“末日”气氛，引发网民恐慌。还有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通过耸人听闻的“标题党”模式“拉仇恨”，无所不用其极。
从这个层面来看，习近平在2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到要“加强网络媒体的管控”，是有其必要性的。当然这里的“加强管控”，有关部门切不可简单粗暴地理解为要一刀切、一关了之、一禁了之，再次跳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死循环中。
民众亟待科学启蒙
官方和传媒之外，普罗大众作为最广大的群体，一方面受官方作为和传媒声音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自身也扮演着助推社会恐慌的角色。
比如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爆棚，有相当一部份原因，确是民众恐慌所致。以往的普通感冒、流感，在家修养数日，中药调养即可痊愈，在恐慌之下全部涌入医院当做疑似烈性传染病，患病人群的聚集，增加了病毒扩散的风险，医疗资源也呈几十甚至上百倍的消耗。
再如疫情发生后，民众一边对于国外接连出台的限制华人的禁令怨气冲天，一边却又以同样的姿态来对待湖北同胞尤其是武汉同胞，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股又一股“恐鄂”风潮，一些地方直接围堵“鄂A”牌照私家车，多地武汉返乡人员配合调查后个人资料被泄露并遭到疯狂传播，网络上更是流传着不少讽刺、嘲笑湖北人的图文。
所以，究竟谁该为肺炎集体恐慌负责？从第一责任人的湖北官员到媒体，再到普罗大众，都或多或少有责任，基本上验证了那句话，“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而要最大程度上克服这种集体恐慌，也终究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停止恐慌”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需要切实的作为和更透明的资讯公开来支撑，当然也必不可少人们对于科学起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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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10日）《从庙堂到江湖 谁该为肺炎恐慌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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