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改造婴】“订制”后代？ 贺建奎事件四大关键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日前声称，他的团队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成功诞下一对能够先天抵抗爱滋病毒的双胞胎婴儿露露（Lulu）和娜娜（Nana），实现人类“订制”后代的梦。不过，这场全球首宗改造人体基因的实验遭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声讨，指其有违学术伦理和道德规范。与之相关的大学、医院和爱滋病团体亦纷纷“割席”，否认参与。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贺建奎仍然坚定地主张自己没有做错。他在上周三（11月28日）现身香港，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发表报告，强调是项研究有助解决爱滋病问题，并宣称内地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支持人类基因组编辑。随着事件愈演愈烈，内地当局和学术界陆续展开对策，将贺建奎“封杀”，他不仅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取消青年科技奖候选资格，其团队的科研活动亦被科技部喊停。有志“改良”人类的贺建奎缘何成为众矢之的？“订制”后代是人类发展进步必须面对的课题，还是会破坏进化繁衍的规律，甚至对人类生存带来毁灭性影响？
基因编辑是什么？
基因编辑（genome editing）是遗传工程的一种，是在活体基因组中进行DNA插入、删除、修改或替换的技术。早期的遗传工程中，基因插入的位置具有随机性，基因编辑则是在特定位置插入基因片段，实现了对个体的定向改造。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编辑可能具有遗传性，除了改变个体体征，亦有机会透过繁殖影响后代及种群的基因表达。
这次以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的临床实验，目的是预防爱滋病。爱滋病源于“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HIV）的感染。HIV能够精准地识别并入侵人体的免疫细胞，从而令患者丧失免疫机能，最终死于严重的机会性感染或肿瘤。HIV靠细胞表面的一些蛋白来识别免疫细胞，当中包括名为“CCR5”的蛋白。全世界大约有1%的人口（多为北欧白人）对爱滋病具有天然免疫力，这是因为编码“CCR5”蛋白的基因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功能突变，以致无法被HIV识别。
其实，世界上早已存在使用“基因治疗”（gene therapy）技术达到免疫爱滋病的先例，接受治疗者就是现今闻名世界的“柏林病人”提姆西．布朗（Timothy Ray Brown）。
1995年，德国人布朗被确诊患上爱滋病。2006年，他又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随后，他的主治医生想出一套基因治疗方案，即先彻底清除布朗体内携带HIV且癌变的骨髓细胞，再向他移植因CCR5变异而免疫爱滋者的骨髓，借着这种方式令其所有新生细胞达到爱滋免疫。布朗因而同时治愈两种疾病，并成为至今世界上唯一被彻底治愈的爱滋病患者。
与基因编辑不同，是项治疗只是让布朗成为了全世界1%天生免疫爱滋病的一份子，并未人为地创造出新的基因组序列，未有对人类的基因库构成威胁。不过，即使是这种“只换不修”的基因治疗亦存在诸多缺陷。自1990年之后的十年间，世界各地开展的超过500个基因治疗临床实验皆以失败告终，这证明借着基因治疗技术消除爱滋病还仅仅停留在设想阶段。
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实验是从胚胎着手，在方法、结果和影响上都有所不同。其“突破”在于将爱滋病的“治疗”工作推进到“预防”层面，令刚出生的婴儿就“天然”地免疫爱滋病。不过，这项研究的成果存在巨大争议，因为根据贺的报告，其编辑后的基因属于全新的基因，而非世界上既存的“爱滋病免疫基因”，因此实验对象未必能够对爱滋病免疫。
此外，经过编辑的基因还可能发生未知的突变，或将对实验个体、其后代乃至全人类带来不可预估的影响。
事件为何引起关注？
上周日（11月25日），贺建奎的团队透过影片发布了这项基因编辑研究，内地官媒《人民网》在翌日作出相关报道，简单介绍了实验过程和结果。由于基因编辑婴儿本身涉及仍未解决的伦理和技术等问题，研究立即引发广泛的争议与震惊。除了122名中国科学家联署谴责外，《人民网》亦将报道下架，并在社评中猛烈抨击贺建奎。随着争议愈滚愈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等纷纷就事件展开调查。
在上周三的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贺建奎面对各国科学家的质问和批判，仍然用他固有的思维模式作答，不断强调其渴望拯救爱滋病人的情怀，却避谈外界关注的伦理、法律等问题。
翌日，贺建奎未有如期出席峰会的小组讨论，组委会则于同日发布声明，谴责其研究的医疗指示不足、方案设计不当、不符合“保护研究对象福利”的道德标准，且临床程序的开发、审查和实施均缺乏透明度。组委会呼吁，应立即为相关实验确立严格标准。
在技术层面，贺建奎研究中使用的CRISPR/Cas9技术还未成熟。一旦实验中发生“脱靶效应”，即错误移除与实验无关的正常基因，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无法预知的突变。贺建奎在峰会中坦承，已经诞下的双胞胎中，有一名产生了脱靶，但他宣称并没有对婴儿造成影响。此外，贺建奎还承认共有七对夫妇参与研究，除了已诞生的双胞胎外，还有一个进行过基因编辑的胚胎被植入母体，但已经流产。
这宗事件中，程序上的弊病亦是人们讨论的焦点。贺建奎虽然声称实验对象的父母均在事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知悉有关风险，但许多人质疑其内容复杂高深，参与者可能无法理解。日前，更有一对中途退出项目的夫妇向大陆媒体《三联生活周刊》爆料，称贺的团队一直强调实验的安全性和好处，淡化和隐瞒风险。
根据这对夫妇的忆述，贺向参与实验者宣称，该项技术已在动物身上成功做过实验，实验成功率很高，团队还有一系列措施保证婴儿健康，更“可以选择优秀的宝宝”……但他却隐瞒了脱靶可能带来的诸多风险，甚至许诺一旦诞下不健康的婴儿，他们会负责“处理掉”，这样冷血无情、不尊重生命的态度，已然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基因编辑人类”的伦理边界在哪里？
由于基因编辑是在受精卵中进行，是次实验中被修改的基因很可能会进入婴儿的所有细胞，当中包括生殖细胞。这就意味着，基因编辑的结果不单会影响两个婴儿本身，还会传递给她们的子孙后代。不仅如此，因“防治疾病”而开启的人类基因编辑研究，亦可能会发展到“改良”胚胎、创造更完美的后代，人类的基因或将成为可供随意挑选的“变量”。由于“防治”和“改良”的界线模糊，允许防治而禁止改良将极为困难，因而大部分学者都将伦理边界划在了“防治”之前。
虽然多数学者均反对进行人类基因编辑，却难避免有朝一日“基因黑市”的蔓延，因此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旦基因可供交易，科学界与各国相关机构就需要制定规范措施，对此种行为作出有力的法律约束，做到奖罚分明。否则，“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人的欲望将会不断膨胀：多健康才算是健康？届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兴起，人们将争先恐后地追求自己的下一代从胚胎开始就要比他人更为“先进”，也将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此外，人为筛选基因将对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造成破坏。基因库的多样性是人类能够永续繁衍的重要保证，使得社会上具有形形色色的人——既有普通人，也有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某些基因对于个体是“不良基因”，但对于人类基因库来说却是有益的，这表明人类基因库的丰富性比完美性更为重要。地球上愈是高级的物种，基因库的丰富性就愈高，历史上一些物种的灭绝亦与丧失基因多样性有关，因为牠们无法抵抗单一的环境变迁或全球性自然灾难。
人类社会要如何接纳他们？
虽然贺建奎的团队声称会保护实验对象的隐私权，并将对她们进行为期十八年的观察，但贺能否信守承诺仍是未知数，且届时贺将无法掌握这一话语权。事实上，当前露露和娜娜的详细状况并未对外披露，亦令人们担心是否能够保障其生存发展的权利。
即使露露和娜娜能顺利地健康长大，这两名甫出世就成焦点的孩子，未来的路仍将充满挑战。首先，她们是否拥有对自己“特殊身份”的知情权？而一旦获悉自己的不同，她们的人格养成、身心健康都会遭受极大考验。其次，一旦身份败露，她们很可能会受到周遭的歧视和霸凌。再者，由于关系到人类命运，两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受到监视和干涉，隐私权也就无从谈起。
至于两人繁衍下一代的权利，更不免会影响到整个人类族群的存续，届时就不得不对她们的生育作出限制。尽管这对两人而言有失公平，但亦是对全人类的负责。
上文节录于第14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3日）《“订制”后代？ 四问基因编辑婴儿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