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逝世｜学术理论影响深远　研究思想史超越前人局限

一代史学大师、中研院院士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耆寿91岁。余英时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有“中国史学泰斗”之称，其著作等身，观点往往突破前人局限。
余英时不时评论时政、文化，包括在六四事件声援民运人士、表态支持香港“占中”，而且坚持自由民主价值，反共立场鲜明。

据早前报道，余英时1930年在中国天津出生，1950年为与家人团聚，由内地来到英殖时期的香港，入读新亚书院，成为国学大师钱穆的学生，于1952年毕业，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他曾形容上世纪的香港在东西思潮夹击下是最自由的社会，而在港的两年研究生时期，则奠下其往后的学术路向

据自传《余英时回忆录》，余英时在港时阅读不少史学著作，接触到有“第三势力”之称的反共刊物，他形容是开拓眼界，修正、深化了之前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自此一直主张中国迈向民主化，“我深信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开放与寛容的民主体制，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

余英时其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70年代由美国回港，在中文大学担任新亚书院院长，兼任中大副校长，两年后重回哈佛任教，长年定居美国。

著作等身　观点突破前人局限

余英时学问渊博，除专攻中国历史，亦擅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获西方学界推崇其为“中国史学泰斗”。

余英时的著作等身，半世纪以来出版多本影响学界深远的著作，当中如《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方以智晩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均为中国文化史研究重要著作。

在学术观点方面，余英时往往能突破前人局限，例如长期以来学者如梁启超、钱穆等在研究清代学术时，多强调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如文字狱等），视之为清代考据学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一书中则勾勒出戴震与章学诚两人的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对峙局面，开拓出了解释宋明儒学向清代考据学转变的“内在理路说”。

又例如《士与中国文化》是研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经典著作。余英时把“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完全不能超越者。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一再地超越自己的限制，则正是凭借著此一‘未定项’。”

此外，余英时阐述的古代中国反智论、道统与治统、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等理论，深刻影响半个世纪的汉学研究。对于中西文化异同，他指西方文化以“外在超越”为主流，认为在现实世界外还有一个理想的超越世界（彼世），进而批判现实；而东方主流的儒家、道家价值观则是“内向超越”，现实、超越两个世界不即不离，追求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不时评论时政　反共立场鲜明

余英时自称对政治仅只有“遥远的兴趣”，但他不时评论时政、文化，包括六四事件声援民运人士、表态支持香港“占中”，而且坚持自由民主价值，反共立场鲜明。

他在2019年接受台媒“中央社”访问时再次谈及六四事件，直言内地政府视六四武力镇压是“正确的事”，相信“共产党不可能走上开放民主自由的路”，他亦在当时决定不再与内地当局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