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缺水史｜旱涝不均　清代台湾甘蔗与稻米的抢水战争

近期台湾中南部各大水库储水量只余一成，发生堪称是自1964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为何台湾平均年降雨量有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雨量的2.6倍，还会发生缺水灾情？
属于华南水田农业的台湾，水稻为主要的粮食作物，想要追求稻作丰收，成功的水利开发必不可少，明清时期的台湾官民仕绅，也视水利开发为土地拓垦中重要的一环。

甘蔗阻挠了水利开发？

自17世纪荷兰人东来、殖民统治台湾南部起，发现原住民的经济活动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生产工具粗糙、缺乏耕牛，亦无水利设施进行人为灌溉，所以从闽南招募大量汉人入台开垦、给予耕牛农具之余，还修筑埤塘。康熙年间巡台御史黄叔璥着有《台海使槎录》，留下了荷兰统治时期的汉文纪录：

盖自红夷至台，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则征粟，其陂塘堤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耔种，皆红夷资给，故名曰王田。

这些“陂塘堤圳”为水利设施的统称，多集中在荷兰人殖民的台南至彰化一带，迄今仍留下“红毛井（埤）”、“荷兰井（埤）”等称呼，例如《彰化县志》有载：“红毛井：在东门外半里许。泉有数穴，味亦清甘，但吝于出。汲者每环井以俟其出。故老相传：以为红夷故井云。”

到了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郑氏政权在台湾西部展开大规模军屯，以确保20万军民的粮食供应，并修筑为数众多的小型陂。学者指出，郑氏政权时期台湾少有大型水利设施，乃是因为材料和技术落后，而台湾经常有暴雨或台风侵袭，所以修筑规模都不大；其次，当时重要的经济作物—甘蔗，种植面积大、用水量少，蔗糖价格节节上涨，农民争相改种甘蔗，故对稳定大量的水源并无迫切性，也排挤了水稻田面积和水利设施的增加。

再者，尽管郑氏政权以“东宁王国”自居、退守一隅，但时有派军至中国大陆，配合其他南明政权进行参与“反清复明”战争，时局动荡、人心浮动，无心于长久经营。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鸿图指出，此时耕作技术粗放、地利难以持久，移耕、弃耕、游耕现象仍非常普遍，大规模的固定式水利设施不符经济效益，直到清朝统治台湾后，水利开发始有爆炸性增长。

增加稻米产量　兴水利势在必行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设台湾府，经过不到40年的时间，于康熙六十年（1721）因朱一贵事件赴台参与戎幕、出谋划策的蓝鼎元（1680—1733年），在《东征集》称颂台湾的繁荣：“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粮谷之利甲天下，过此再四、五十年，连内山野番不到之境，皆将为良田美宅，万万不可遏抑。”蓝鼎元的记载虽有夸大溢美之词，但也反映经过清代治理，台湾的农业耕作已有长足进展，背后自然少不了水利设施。

台湾府诸罗县知县周钟瑄（1714—1719年在任）赴台任职，观察到除了“筑堤潴水灌田”的陂，“不用筑堤，疏凿溪泉以灌田”的圳，“地形深奥，源泉四出，用资灌溉”的湖（潭）之外，还有一种是只能找地势低下之处，筑堤以积雨水的“涸死陂”，又被农民戏称为“雷公陂”，指打雷下雨时才会有水。

面对康熙三十五年（1696）后台湾人口快速增长出现的缺粮问题，供应不足导致粮价水涨船高，周钟瑄到任后积极提倡兴修水利，甚至捐银近百两、捐谷近二千石，共助民众筑陂开圳32处。康熙年间全台有81处水利设施兴筑，光嘉南平原就有74处，占比超过九成；综观整个清代在嘉南平原修的水利有122处，康熙年间所修就占61％，创下历史新高纪录。雍正年间蔗糖生产过剩、价格低落，原先依赖蔗糖获利的资本家转种利润更高的水稻，大大鼓动了耕作水稻的风气，对于水利设施的需求也愈加孔亟。

台湾西南易发水旱灾的主因

然而，嘉南平原虽然号称台湾谷仓，其地势平坦、气候温暖利于作物生长，但80％的降雨集中在夏季（5月至9月），冬季干燥期长（12月至翌年3月），不仅容易发生旱灾，与作物生长期也不一致；其次，嘉南平原尽管河川众多、水量丰沛，却因河川长度短、流速湍急，丰水期多暴雨造成洪水，迅速流入海中，无法有效利用；再者，河川含沙量高，时间一久擡高河床，一但洪水爆发便泛滥成灾，开垦出的沃土瞬时化为砂砾荒地。

据台湾历史学家曹永和的研究指出，清代嘉南平原水灾数量超过50次，占全台水灾三分之一以上；另位历史学家徐泓也表示，不包括台风带来的灾情在内，嘉南平原在清代水灾就有63次之多，平均3年多就发一次大水。以旱灾来说，清代该地大旱30次，占整个清代台湾旱灾纪录的63％。为了将水旱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台湾史学者蔡志展统计，清代台湾先民们共修筑了966处水利设施，但水利开发速度仍赶不上耕地开垦增长，种植的作物仍以旱作为主，农田以旱田居多，水稻也必须配合雨季栽种。直到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建构了大规模的灌溉排水体系，才使水利系统有了大幅改善，但以混凝土建构水圳，对环境的冲击与破坏更甚从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