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光复后难管制的台湾宫庙活动

近日，台北艋舺青山宫遶境活动于深夜施放烟火、鞭炮与电音扰民，让常年的宫庙遶境弊病问题，再次成为台湾民众讨论焦点。

有网民认为，台湾的庙会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已严重变质，甚至成为“黑道的嘉年华会”，觉得有必要从过去留下的历史文献中找回传统。有不少民众认为，今日的庙会活动成为黑道竞相比排场的场面，与过去国民党推行的相关政策有莫大的关系。今日台湾庙会活动，真的全是上述两者所造成的吗？

因为热闹的宫庙活动带给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困扰，不少民众将其归咎于不少参与宫庙事务的地方帮派，通过宗教活动来拼场、吸引青少年加入，而丧失了原有的意义。但其实自古以来，庙会祭典活动从来就不是个单一祭拜鬼神的活动，还具有丰富的社会人际网络互动。

过去农业社会，村镇中心的宫庙举办庆典那可是大事情，不仅要准备丰盛的供品，庙会活动结束后的宴客，更是农村社会中人际往来的重要场所。迎神活动结束后的办桌，可以分为庙方、宫庙周边店家与个人住家，他们会邀请有往来的宫庙参加赞境、同业或是亲朋好友携家带眷来凑热闹，邀请越多人就表示越热闹，也代表庙方、店家与个人有雄厚的人脉资源，也能彰显其社会地位、扩大人际网。因此整个迎神活动与宴客的规模、热闹等眉眉角角，都与人情往来息息相关。

光复后台湾的庙会活动状况

台湾的庙会活动，因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基础建设遭到破坏、民生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等影响，庙会祭典活动沉寂一时，不是缩小规模，就是暂停举办。这个情况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来台，仍未见起色；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援稳定台湾经济、农业有所提升后，民众终于有余力举办庙会活动。

虽然在台的本省民众，祖先多来自福建广东两省，也持续信奉着原乡神明，不过由于闽南人、客家人皆分散于全台各地，导致各地方即使供奉相同神明，但其庆祝日期并不一致。比如妈祖生日，光是一个台北市就有三个不同的日期：万华妈为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大稻埕妈为农历三月二十三、松山妈则是农历三月二十六。

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一年下来可以举行20多次的祭典，加上非定期性的做醮等，有相当可观的花费。对于承袭五四运动以来破除封建迷信观念的国民党政府来说，台湾人爱祭祀的风气属于陋习必须改正，便从制定法令着手。

1950年代国府管制民间信仰

由台湾省民政厅于1951年草拟《矫正拜拜风气的相关草案》，于1953年正式成为纲要并执行，希望能降低民众在宗教活动上的开销，将金钱移作他用。其内容有：统一各神明的祭祀日期、将平安祭与祭祀日定为一年各限一次、限制宴客桌数，禁止迎神绕境活动，并劝导以清茶素果供祀神佛，也不准扶乩、施放鞭炮与燃烧金银纸。

这项纲要推出后虽统一全台神明的生日日期，但在开销与活动等方面则效果不彰。尤其是地方政府与执法机关，面对民众热情邀请，总是盛情难却。如1959年台北市大安区举行5年一度的猪公竞赛，又适逢该地神明“保仪大夫”诞辰，为了公平选出最肥的猪公，邀请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黄启瑞（1910－1976年）颁奖，因此本该禁止举行的宗教活动，因市长、市议员参加而能够顺利举办。

1970年代政府对民间信仰态度转变

不过国府禁止庙会的风气，到了1970年代开始有了改变。自从担任蒋经国（1910－1988年），于1967年首次莅临云林北港朝天宫后，政府官员便相当踊跃参加庙会活动。因为他们意识到，要获得民意支持那需要参与宗教活动，直到今日台湾每逢大选前夕，总是能看到各党候选人勤跑宫庙争取选票，而寺庙则通过媒体、官员与民意代表的营销下，扩展其宗教影响力。

另外，政府随着经济建设开始重视乡土民俗，并以此推动地方特色。1981年公布《台湾省加强鼓励寺庙推行中华文化复兴工作实施要点》，鼓励寺庙推行中国传统文化、定期举办法会，并结合文艺团体成为优良文化意义活动。如今日全台知名的基隆“鸡笼中元祭”、宜兰“头城抢孤”等，皆是当地政府将地方庙会祭典转型为观光节庆案例。

虽然国府推出许多有助于推动民俗文化活动的相关政策，但自1980年代以来参与庙会活动事务的年轻人仍逐渐减少。这与台湾已转型成工商社会、农村人口严重外移、人们的生活型态改变有关，像过去主要附属于庙宇的阵头，因人力缺乏而有新兴的职业化阵头与轿班，其表演也越趋向艺术化、艺团化。

诞生于农业社会的传统民间信仰，尽管不断加快脚步赶上社会的变化，如绕境活动出现的艺阁，从汽车搭载改为电子花车、播放电音流行乐等，努力让现代人从五光十色的休闲活动中，再次关注宗教活动。

但每逢全台知名祭典活动举行，像是新北市三峡清水祖师庙固定于正月初六赛猪公，总会引发传统民俗与动物保护的争议，而烧香与空污的传统与环保论争，更时常成为大众关注焦点。前年，有诸多争议的《宗教基本法》审查临时暂停。在在显示庙会传统活动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磨合，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