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九三军人节”：本为纪念抗战胜利　却渐与抗战脱钩？

每年9月3日，台湾政府总会举行中枢秋祭国殇大典、纪念“九三军人节”；中国大陆也于2014年将这天订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举行官方纪念活动，为何两岸一边过的是军人节，海峡对岸纪念的又是抗战胜利呢？军人节真的只是军方的节日吗？背后的历史意义又是什么？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1887—1957年），与日军大本营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1882—1949年），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军舰甲板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的国军军令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1887—1959年）在日本的《降伏文书》上签字确认，代表中国对日抗战取得胜利。

为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不仅国民政府宣布自9月3日起全国放假一天、悬旗庆祝三天，1946年4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将9月3日订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国定纪念日），停止“九一八”、“七七”纪念仪式，并于该年9月3日举行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活动，由国民政府委员张继（1882—1947年）主持、国防部长白崇禧（1893—1966年）发表演说，且规定往后此日政府皆举办中枢秋祭国殇大典。

不过在1949年两岸分治初期，大陆与台湾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不尽相同。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其中不必放假的纪念节日就有“七七抗战纪念”、“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九一八纪念”等，这是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日期而定。直到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才通吿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为9月3日：

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每年9月3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行为纪念。

至此，两岸的“抗战胜利纪念日”才不约而同地定在了9月3日这天。但不久之后，台湾政府却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名称改做“军人节”。

抗战胜利纪念日改为军人节

国民党政府迁台初期，政权尚处于风雨飘摇中，等到韩战结束，才有心思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当时台湾军方纪念节日不少，有纪念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中殉难的宪兵—宪兵节；纪念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英勇抗日的陆军—陆军节；纪念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在杭州上空重创日军的空军节；纪念1950年4月1日，在台湾恢复编制的台国防部合后勤总司令部（联勤总部，相当于过去大陆解放军四大总部的总装备部、总后勤部，今装备发展部、后勤保障部的角色），因而有了联勤节；以及纪念发生于1958年“八二三金门炮战”期间的“九二海战”，所设立之海军节。

1955年，台湾政府考虑国军在抗日战争中奋勇浴血抗敌的伟大贡献，也为了统一台湾军方的各军种节日，遂将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改为“军人节”，依旧举行政府中枢秋祭国殇大典， “九三军人节”也就这样沿用至今。

九三军人节逐渐与抗战胜利脱钩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指出，总的来说，国民党政府迁台初期（1950—1975年）对抗战胜利纪念日、军人节非常重视，纪念活动与报导很多，如《中央日报》在社论突出对日抗战的重要性：

由于九三军人节是抗战胜利的日子，我们回忆八年长期抗战之所以愈挫愈强，而终能获致最后的胜利，乃由于将士们具有慷慨赴义的血诚，与同仇敌忾的志节。

在当时台湾政府的媒体宣传下，强调“国府是抗战的主体”，“国府领导全国军民一心才有了抗战胜利”，紧密联系军人节与抗战胜利，台湾民众在政府的教育下也多能清楚明了军人节与抗战的关联。然而在李登辉主政后期，以军人节为主题的报道、庆祝活动减少，林桶法认为，这是由于倾向台湾主权独立的媒体或平面媒体，对“抗战胜利”没有兴趣。

所以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的许多庆祝活动，谈军人节而不谈抗战胜利，或是陈水扁仅着重台军防卫固守、保卫家园，更多是在批评中国大陆。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日报》不认同陈水扁上任后的作为，批评陈对国军的喊话也多以负面解读：“没有过去的抗战胜利，就没有现在军人节，这么明确的史实，却有人视而不见”。

如今，台湾部分舆论指这是国民党在党国威权统治时期强行灌输给台人的意识形态，这种论调不但抹煞了国军在大陆时期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浴血功绩，割裂了台湾与中华民国的历史联系与连续性，也刻意无视了在抗战胜利后，才有脱离日本殖民压迫50年的“台湾光复”。将“九三军人节”与抗战胜利脱钩，这样政治操作恐怕才是对台湾民众共同历史记忆的最大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