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蚕桑不兴却疯华服　清代台湾衣著奢华不“枯燥”

台北故宫日前举行有关馆藏亚洲织品的演讲，带领大众深入了解丰富的织品文化。
丝绸为中华文明重要的象征之一，经上千年发展下来累积许多丰富的织、染、绣工艺。到清代，已形成各地已有别具地方风格的“四大名绣”，如苏绣（江苏）、湘绣（湖南）、蜀绣（四川）、粤绣（广东）等。而清代台湾由于来台汉人多来自闽、浙、粤等省，故刺绣多承自闽绣，但真正让来台官员印象深刻的，是在台汉人的服饰穿著。

据学者研究，作为织品原料的蚕桑，虽于郑氏治台时引入，且台湾的气候也适合种植桑树养蚕，但台湾于1858年开港前，在地的手工业只有简单的刺绣、制绳、缝衣、染布与制作少许棉布和麻布外，少有其他发展。且种植水稻、甘蔗获利远胜蚕桑业，让台湾在地织物始终不兴盛，民众也习惯依赖大陆传入的布帛。

另外，与擅织的原住民妇女相比，清代台湾汉人妇女比较擅于刺绣，《台湾府志》载：“台湾妇女，不事纺织而善刺绣。刺绣之巧几迈苏杭”，将台女刺绣之精巧比拟苏杭，可谓极高的评价。《台湾通史》也记载：“台湾妇女不事纺织，而喜刺绣，刺绣之巧，几迈苏杭，名媛相见，竞夸女工，衣裳裁制，亦多自制”，妇女多选择购入布料再裁制衣裳。

由于仰赖大陆输入布料，在商品经济繁荣、选择变得丰富的情况下，人们在服饰上开始追求奢华风，《台湾府志》载：“间或侈糜成风，如居山不以鹿豕为礼、居海不以鱼鼈为礼，家无余贮而衣服丽都”，即使生活环境有诸多不便、没有多余钱财，人们仍坚持要穿得漂漂亮亮。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来台担任台湾府海防补盗同知，负责船政治安业务的孙元衡遍览台湾各地，也注意到在台汉人服饰偏爱华丽的现象：“余粮文蓣好（地瓜），朱履荷长镵（台俗尚奢，有衣罗衣、著朱履而耘田者）”，农民竟然穿著罗衣、脚穿红鞋下田耕作。《诸罗县志》对于台湾汉人服饰之奢华有更详细的描述：“人无贵贱，必华美其衣冠，色取极艳者。靴韈耻以布；履用锦，稍敞即弃之。下而肩舆隶卒，袴（裤）皆纱帛”，可见当时台湾社会上下，都穿著相当精致的服饰，连仆人、商贩都“衣迭绮罗”、“妆盈珠翠”，这股潮流还从台湾府城（今台南市中西区东半部）逐渐向全台各地扩散。

由于中国历代以来对于帝王、百姓的服饰，其布料材质与用色有一定的规范，如《大明会典》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穿朱韈（袜）赤舃（音细，履），即红色的鞋袜，且庶民男女服饰皆不可使用金绣、锦绮、纻丝与绫罗，只能著䌷绢与素纱。根据清代《舆服志》规定，只有八旗举人（旗人身份）、官生、生员、监生、护军、领催可穿著缎纱，且庶民不得用缎绣。因此在台汉人的穿著打扮，对于来台的官员来说早已严重僭越，便对此现象多加以批评。

乾隆年间兼理学政的巡台御史张湄，曾写诗描绘当时台湾汉人服饰之奢靡：“凤头龙尾好衣裾，锦绣偏诸谢不如。若使贾生来此地，未知流涕更何如”，诗中形容台湾汉人之服饰花纹色彩有多精美鲜艳，大概连东晋权倾一时的陈郡谢氏（如谢安、谢玄）看到都会自叹不如；诗末还提到，如果让提出改易服色制度以定君臣地位的西汉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来到台湾，必定会为当地服饰僭越的严重情形而痛哭流涕。

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重修凤山县志》，对于台湾民间服饰风气有更为详细的观察：

村野之家，日用食饮犹存俭朴；城市纷华之地，矜炫耀以饰观……储无甔石，衣必绮纨；下至牛医马佣之辈、仆隶舆儓（下层奴仆称谓）之贱，丝帛绫罗摇曳都市，古所谓服妖（奇装异服会导致天下灾祸）也。

修志的凤山知县王瑛曾发现，台民在服饰消费上有明显的城乡差异，乡村人家穿著依然简朴，但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则争相炫耀服饰之华美，更把身穿华服上大街的奴仆，视为“服妖”。

尽管台湾天然气候适宜蚕桑，但清代台湾丝织市场未形成规模，加上获利不如水稻、甘蔗，若要发展丝织业也比不上大陆的江南地区，让清代台湾少有人从事蚕桑丝织。由于本地不产织物，便依赖大陆输入布料，在商品经济的繁荣下，清代台湾汉人便在天高皇帝远且公权力不彰的海岛上，凭喜好自由穿搭服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