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酷刑特别多？刑官有苦自己知　皇帝愈关心案情疑犯下场愈凄惨

清代刑部现审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是京师地区的移送案件。京师地区包括北京内城、南城，以及五城巡城御史所领属的顺天府部分辖区。清代的京师旗、民杂居，刑名案件采取地域与身分双重管理的办法。相对而言，在清代前期，由于旗、民分居程度较高，管理更侧重于身分；步军衙门管旗人，都察院五城管民人。中期以后，旗、民相对混居，管理也更侧重于地域。步军衙门管内城及城门周边区域，都察院五城管南城和城外领属的顺天府部分地区。
（本文节录自《清代惊世奇案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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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到乾隆中期，除内务府偶有处理所管上三旗包衣及内廷太监徒罪案件的记录外，京师地区的旗人、民人，及旗民交讼的徒罪以上案件，不论最初受理的衙门是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五城司坊，还是八旗各佐领、各部院、内务府，都要移送刑部审理。宗人府受理的皇室成员徒刑以上案件，则要与刑部会审。

刑部办理现审案件的部门和人员，清代中前期有多次变化。康熙以前沿袭明朝制度，直隶和京师地区、在京各衙门的案件由十四司分别带管，京师案件送部后分司审理。不过，十四司工作繁简不一。繁杂之司如山东司、湖广司等，单覆核所管省份的咨、题案件已经应接不暇，一旦遇到现审繁难大案特别是皇帝钦派的案件，往往难以兼顾。雍正年间，刑部奉旨添设左、右二现审司，配置相应员额的司官，左司专办钦交案件，右司专办直隶案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转，刑部发现，这样的安排也有两个问题。第一，现审司定员之后，官员的升补与其他各司相同，司官的办事经验、法律素养与各司水准相当，但现审司，特别是左司的工作压力明显大于一般的司。因此，即便在雍正朝设立现审司以后，考虑到司官的办案能力问题，遇到重大钦案，堂官仍会挑选各司精干司官审理，全失设立现审左、右二司的初意。第二，京师官民消息灵通，长期固定现审司官员，易开交结串通之弊。因此，到乾隆六年，刑部奏准将左、右二现审司分别改为奉天、直隶二司，专核奉天、直隶两地案件，而将京师现审案件改由十七司轮流掣签派审。

步军衙门、都察院五城等在对所管地区的刑案犯证进行初步审讯后，先对照律例对该案犯的罪行进行大致判断。如果是笞、杖轻罪，步军衙门、五城可以自行完结。如果涉及徒刑、流刑以上罪名，则要马上移送刑部。案犯移送到部后，由“当月处”的值班司官负责登记，查对步军衙门等处来文，将人犯收禁，证人等取保。随后值班司官将人犯送到提牢厅，由提牢主事掣签，将犯人收入南、北两监中人数较少的监房。其中同案犯要隔别监禁，以防串供。女犯会被单独安置在女监。宗室人犯不必押送刑部监狱，而是关在宗人府空房中待审。收禁次日，收禁犯人的值班司官将该案文卷呈堂，由堂官掣签，分配给十七清吏司中的一个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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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处理方式又重现了康熙年间的问题。如果案件重大，碰到本司繁冗或缺少干练官员的情况，就非常难办。面对这一问题，乾隆中期体制已近完备的秋审处给出了解决方案。这一时期，刑部律例最熟、能力最强的司员都聚集在秋审处，碰到现审的烦难案件，刑部将掣签与派审结合起来，除接案时仍将案件掣交某司审理外，由“当家堂官”指派秋审处干练司官若干名与之会审。在这种情况下，派审司官自然而然成为该案真正的主审官，本司人员不过“拱手陪坐”而已。

总的来说，乾嘉年间派审的情况尚少，道光以后则逐渐形成现审大案无不派秋审处司官的局面。到同治、光绪年间，现审大案则全由派审司官处理，本司官员似全然不必参与。晚清名宦沈家本担任刑部奉天司主稿时留下详细日记，其中提到，光绪九年九月本司掣得现审案一件，“堂派徐兆丰来司办现审，李念兹帮办现审……徐、李二君到司，现审有徐君办理，可以弛肩矣”。徐、李二人即堂派的秋审处官员。二人到司，身为本司主稿的沈家本便可以“弛肩”，可知此时各司掣签现审不过名义而已，本司司官对案件已无过问的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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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与用刑

现审案件分配到司后，就进入了审理程序。乾隆以前，刑部现审有所谓汉人不问满事的倾向，这是延续了清廷在关外的习惯。在康熙中期以前，刑部审理旗人案件需要用满文录供，汉官虽然也可以参与审案，但看不懂供词，只能审阅经笔帖式翻译后的招册。另外，许多案件涉及旗人内部的习惯、利益，汉官也不愿过多参与。因此，康熙四十三年以后，虽然旗人案件招供改为兼录满、汉双语，但汉官不问满案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不过，所谓汉官不问满案，也不能理解为绝对不过问。在清初，满官的文化水准普遍较低，对律例的理解更是远不能与汉官相比，满官即便遇到旗人案件，也往往会就律例的适用问题向汉官请教。康熙年间的律学家王明德在《读律佩》中记载，康熙九年他在刑部福建司任职时，旗下有一小叔收嫂案送到本司，全司的满汉官员都找不到对应的律条处理，讨论了将近一个月还没有结果。当时刑部河南司的掌印满司官名叫库而康，平时学习汉文很是用功，他认为应该适用《大清律》中“出妻”一条注释中“期亲以杖一百、流三千里”。

王明德解释说，《大清律》中“出妻”、“完娶”分属不同的条目，不能混淆在一起适用。几番辩论后，库而康对王明德十分佩服，其他满汉官员也都很认可。不过，该案最终并没有按照王明德的意见断拟，而是由福建司掌印郎中宜成格裁定。由此可见，此时的满官虽然努力学习汉文与律例，但在熟练程度上还存在很大问题，遇到旗人案件，也需要与汉官讨论相应的法律适用问题。当然，最终的决策仍要由满官做出，汉官即便稍有异议，也不会越俎代庖。

乾隆、嘉庆以后，所谓汉官不问满事的惯例被逐渐打破，移送或是钦交的现审案件不分旗汉，普通案件由各司统筹分派官员审理，大案则由堂派的秋审处司官会审。与清代其他行政事务的做法相同，刑案派审一般都采取满汉兼用的做法，如一满一汉、两满两汉之类。

如果是本司审理的普通案件，本司多选派一满一汉两位司官坐堂。司官手写一票，命衙役送到南北二监，交司狱官提取人犯，由帮班禁卒押带至司听审。审讯大多安排在白天，如果案情复杂、限期紧迫，也会在夜间熬审。至于堂派秋审处司官到司会审的案件，审讯安排须以秋审处司官为准。秋审处部案累累，如果正值秋审核稿之期，更是繁忙，拖延的时间往往更长。至于钦命刑部与其他衙门会审的案件，虽然谕旨上通常指派由某大臣前往会审，但真正到堂参与审讯的多是该大臣所在衙门的司官。

当然，如果是极其重大的钦案，特别针对高级官员的政治类案件，也有钦派亲王大臣与刑部堂官同堂会审的情况。如雍正朝审理有关年羹尧的一系列案件时，就多以亲王、重臣会同刑部审理。《文献丛编》中收录有〈戴铎口供〉一份。戴铎系雍正帝潜邸亲信，因为与年羹尧关系匪浅，此时亦被牵连在内，押赴京师受审。对于这样的人物，如果仅以刑部司官坐堂，必然被其轻视。因此雍正帝命他最亲信的弟弟怡亲王允祥与刑部会审。〈戴铎口供〉开头写“十三王爷同大人问”，即指怡亲王与刑部堂官当堂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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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清代惊世奇案启示录：帝王心术、官场规则、制度弊端、人情罗网，从疑案的炼成看清代从盛世走向末路

作者：郑小悠，1987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擅长历史文学、历史普及类作品的写作，文笔生动平易、引人入胜。其作品《年羹尧之死》一经出版，即受到好评，影响广泛，入围《新京报》2018年年度好书；获得“2019博库·钱江晚报春风悦读盛典”年度新人奖。

【本文获“麦田出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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