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保存大不易　台北故宫揭藏书秘辛

为拉近社会大众与历史文物的距离，台北故宫近年来致力于举办文物科普讲座，增加一般民众对于“国宝”的了解，观赏时不再一头雾水。
7月28日上午，由台北故宫与台北市立图书馆合作举行的“故宫国宝乐一夏”活动，请来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助理研究员曾纪刚演讲“书缘．书事．书香．书福”，向民众介绍较少参展的故宫藏书，并说明清代善本古籍之历史。

曾纪刚首先介绍台北故宫藏书，其来源可分为四大类：清宫旧藏、杨守敬观海堂藏书、北平图书馆旧本与各界捐赠。而清宫旧藏依其存放、制作地点又可再细分为八类：昭仁殿（《天禄琳琅》）、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荟要》）、养心殿（《宛委别藏》）、国史馆（史稿方志）、武英殿（殿本国书）、内阁大库藏书（档案），以及慈宁宫（《龙藏经》）。

曾纪刚解释，台湾立委经常质问故宫，为何馆藏如此丰富，却老是展出书画与器物，而不见其他诸如档案类文物展出？他举例，如清代官员向皇上问安的请安折，台北故宫馆藏就有几千件，但特别为此设计展览，展出这类文书实在没有意义。展出故宫文物除了其背后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外，还需考虑观展者的体验，若是将所有藏书档案放在玻璃柜中展出，对于观展民众来说其感受可能比观赏书画、瓷器还要无趣。若民众好奇、想看故宫馆藏文献档案，近年已有数字化，可多利用故宫网站细细浏览。

而存放在昭仁殿的《天禄琳琅》，实为清廷皇室内廷藏书代称，主要收藏宋代以来历代的善本书。乾隆帝（1736－1795年在位）即位后便要求各宫殿所收藏之善本书都集中于昭仁殿存放，并为这批藏书整理书目，为首部官修善本目录。可惜这批珍贵书本于嘉庆二年（1797年）的大火中付之一炬。今日流传之《天禄琳琅》为嘉庆年间（1796－1820年）重新收集、续编而成，且其版本大多数皆有问题，像实为康熙年间出版，却假称为明版书等，除此之外，台北故宫还藏有乾隆年间《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由于清宫许多藏书的编目都与乾隆帝有关，曾纪刚特别为乾隆爱盖章的行为喊冤，他拿少数躲过嘉庆二年大火的宋版书－《孔氏六帖》为例。该书为孔子四十七代孙孔传（1065－1139年）所著，为宋乾道二年（1166年）韩仲道泉州刊本。这本宋版孤本，上头除了乾隆印外还有明代文渊阁章印，通过研究书中历代古人所留下各个印章、题跋，终于还原该书流向经历。

原来《孔氏六帖》最早收于明代内府，但本数已不全，后从宫中留出辗转为雍正年间的山西按察使、藏书家宋筠（1681－1760年）所得，后于乾隆年间入藏内府。曾纪刚说明，乾隆印章已成为考证文物真伪的辨别方式，而书画与善本书上所留下的印章、题跋与注记，也成为学者研究其流传踪迹方法之一。

乾隆帝除了《天禄琳琅》外，最重要的就是《四库全书》之编成。由于日前明代《永乐大典》抄本现身法国拍卖场，曾纪刚特别向民众介绍大典类书籍与一般善本书的不同之处。大典类在于将一本本善本书内容打散重编，虽然其内容可能从已绝迹之宋版或是明版书抄写而来，但难以看出原有书本样貌。当时乾隆帝有想通过大典书籍，再把绝迹善本书重现，即“辑佚”。不过工程实在太过浩大，后来乾隆帝还是改择将已有的良好版本收集，以此编成《四库全书》，但其过程造成众多书版浩劫。目前台北故宫藏有62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以及相当珍贵的《四库全书荟要》。

除了清代、民国以来的藏书外，曾纪刚特别感谢一位随国民党政府来台的藏书家－沈仲涛（1892－1980年）。他在过世前将一生所收集90部古书捐赠予台北故宫，其中有一本书更是相当罕见的宋版书，为郭知答集注《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为宋宝庆元年（1225）广东漕司刊本。根据元代藏书家记载，广东漕司刊本之杜诗，制作精良且“字大宜老”，可惜元代以后便不见该书踪影。他表示，这本书在沈仲涛捐赠前，多被认为已经绝迹，万万没想到竟还能见到失传已久的宋版书。

虽然一般民众无法像故宫研究员般幸运，能够与古书有近距离接触，不过曾纪刚希望民众在观赏故宫馆藏文物时，能够留意到这批承载知识的古籍，并经由这次演讲，对于书本本身的由来、经历，有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