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明末疫病大流行　中医曾以“气一元论”初探疾病成因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如今仍在肆虐，民众除了戴口罩、勤洗手与保持社交距离等做好个人防疫外，政府机关也相应推出配套防疫措施，如小区防控、发布疫情信息、实时确诊等方式来有效避免疫情扩散。

人类对抗疫病的历史由来已久，而在尚未有现代医疗防疫观念的古代，时人则须运用中医的医学理论来防疫。

古老的中医要如何防疫呢？那就要说到影响中医深远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气”。何谓“气”？气的观念，最早见于甲骨文，《说文解字》载：“气也，象形”，原指为云气。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气”开始变得哲学、抽象化，逐渐形成“气”（精气）是物质与构成天地万物本源的观念，而有了精气学说（即“气一元论”），其中以《管子．内业》最具代表性，而影响中医深远的《黄帝内经》，即是精气学说与中医交融的成果。

因此中医至今仍有气一元论的概念，即天地万物为一气所生，而气、血、精、津、液则是构成人体与维持生命的重要基础，并以气为总纲，根据其分布与功能的不同，分出80多种气来说明自然现象、生理活动、精神意识、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与进行养生保健。

自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150－219年），将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书中对于霍乱、虐病多有描述，堪称中医内科精典。之后各朝医书也对瘟疫等疫病皆书有专篇，其中明代医者张景岳（1563－1640年）的著作《景岳全书》，对于瘟疫的病因与预防治疗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景岳将过去中医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书对于瘟疫的描述总结，并提出个人见解。他认为，因冬季寒邪而引发的伤寒并不全都是瘟疫，只有在患者不分年龄大小，感染症状大致相似的疾病才属于瘟疫，为区别瘟疫与伤寒病症奠定了基础。张认为“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强调在传染病流行期间要正确对待正气，加强身体的防御能力。

至于要如何“正确对待正气”？张景岳提出“避疫五法”：首先是从患者的身心状态上调整的“调畅情志节劳欲法”，以增强身体抵抗力；隔离法，这是为了避免“一人不愈，而亲属之切近者，日就其气，气从鼻入，必将传染”，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以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与现代传染病学提出主要措施不谋而合。剩下的避疫三法是药食预防：即焚香佩香法、噙福建香茶饼法（将药饼含在口内溶化吞下）、雄黄末涂鼻孔法。

明末至清初（约1600年—1644年），世界进入“小冰河期”，年平均温异常寒冷，导致中国北方夏季干旱少雨，农作物歉收频发，鼠疫与瘟疫横行。亲身经历的医者吴有性（1582－1652年），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温疫论》一书，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一说，指出瘟疫之为病，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更指出这股“疠气” 从口鼻而入，造成“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等”的疫情，“其性毒烈，不同于六淫”（即中医的风寒暑湿燥火）。吴认为，疫病的发生与否，除了与导致疠气发生的外因有关外，人体是否维持正气强盛才是关键。

吴有性依据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知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推测感染瘟疫的原因是由某种不可见的物质导致而成的，这项观点与现代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非常接近。但非常可惜的是，之后的医者并没有循着张景岳与吴有性的思路继续追本溯源，而是返回中医传统思维方法，如室内烟熏法或是通过吸食药物等末端防治的方式避疫，让中医在临床防疫上未能如西医般获得大幅度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