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意外的新发现　或将解开三星堆文化起源之谜

央视于2020年2月8日播映的《开讲啦》节目，邀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作为嘉宾，介绍距今约4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文化之最新考古动态。由于2019年12月，三星堆文化赫然发掘出三号坑之后，迄今仍无完整的报告或进一步消息，因此雷雨的介绍，替好奇的外界带来第一手资讯。

雷雨提及自己当时在二号坑附近的一条探沟发现个灰坑，往下试掘了约1米深之后，竟意外地发现土里露出青铜器的一角，“这个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但是什么器物呢？我们都不认识”。刚巧已退休的三星堆文化一、二号坑主要发掘者陈德安，亦因开会之故而在附近，听闻这爆炸性的发现后也立刻赶赴现场。待陈德安下坑一摸，脱口喊出“是大口尊，没问题”，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于是开始扩方挖掘。4天后，长约5.2米、宽约2.2米、方向与大小与二号坑几乎一样、被雷雨形容为二号坑“孪生兄弟”的三星堆文化三号坑，就这样自沉埋千年的历史中，再度呈现于世人眼前。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四川省广汉市城西7公里的鸭子河畔，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由于其古域内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至前1100年，一期为宝墩文化（前蜀文化），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四期为十二桥文化（古蜀，主要遗存在金沙遗址）。

由于多年来考古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分期、传播范围、与周边文明的互动关系，以及一、二号坑的性质始终存有歧义，尤其两坑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器，但曾遭刻意打碎与焚烧，故更惹得学者们想探究时人此举的原因。如陈德安、陈显丹等学者认定一、二号坑为古蜀人在大型祭祀活动后所遗留的祭祀坑。还有学者从坑里埋藏的象牙堆积来推断，这与四川巫山大溪文化一样，都是用来咒杀他人或鬼神用的“厌胜”坑。

部份学者则主张这应是墓葬坑，或是古蜀国君王驾崩后、生前使用器物的埋藏坑。学者徐朝龙的观点则最特别，他认为这两坑根本就是杜宇王朝消灭鱼凫王朝后，将后者的宗庙重器全销毁埋藏。学界还另有个较类似的见解，则以为这是新任君王出于忌讳的缘故，故烧埋前王器具的“不祥宝器掩埋坑”；或是三星堆文化面临生存危机时，不得不毁埋宝器的“亡国坑”说。此外，亦有学者认为这是不同部族间用来盟誓的牺牲坑。

雷雨说道，长期以来学者觉得“祭祀坑说”不太合理，毕竟这两坑的器物“应该是古蜀国的全部家当……如果仅仅是为了祭祀，而把它全部砸烂，然后再投入坑内，这完全就是一种自毁武功的行为”，因此许多人倾向“亡国坑”说，并认为三星堆文化衰落后，可能迁徙到成都地区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去。但三号坑的出土，让“祭祀坑”说顿时占了上风。“因为一次性出现3个亡国坑的机率应该是不大吧”，雷雨解释：“如果还有四号坑、五号坑、甚至六号坑，那怎么办？那它就完完全全地支持──这些坑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祭祀坑”，“说明这个国家，视祀如命”。

对大众而言，恐怕不大明白三星堆文化的3个坑属于什么性质，究竟有多重要的意义。但若知晓出土众多精美器物与城墙的三星堆文化，竟仍未发现青铜器作坊、城门、王陵区在何处，便能理解这些坑代表探索三星堆文化兴亡的重要线索。而更重要的是，三星堆文化的风格与中原夏商文明差异极大，是冲击“中原中心论”最有力的证据，替中国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格局做了灿烂的批注，因此若能解开三星堆文化的起源谜团，自然也能替中国文明的抟结形塑过程增添新认识。

1929年三星堆文化的玉器出土、1934年美籍考古学家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1年）率队发掘之后，囿于传统黄河乃中华文明摇篮的旧说法，许多学者尽管看出该文明的类型与中原不太一致，但仍以为这是受中原王朝辐射催生的地方文化，并以“广汉文化”命名之。直到1986年埋有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青铜大立人等器物的一号坑出土，这才轰动学界，并颠覆旧有认知。

曾在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批评“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与“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的学者苏秉琦，以“区系类型”说，定义中国上古实有6大文化区系，并推论中国是历经“古国方国帝国”的阶段才慢慢成形，借此抨击贬斥地方史、边疆史、少数民族史的大汉中心主义，同时指出三星堆文化是方国，且“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这种突破性的见解，加上考古证据的坚实支持，令盛行学界多时的中原中心论就此渐衰。毕竟中国大地何其广袤，各地文明类型相殊，绝不可能俱是中原王朝影响下的后进产物。

不过苏秉琦的观点绝非要解构中国文明的统一性，三星堆文化也绝非坊间炒作般，被渲染成孕育自外来文明、最后成了中国文明的真正起源，因此中国考古学家不敢继续发掘云云。四川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等虽代表巴蜀文明的独特传承，但并非全然封闭、与周边毫无互动。如三星堆文化第二期发现的陶盉、豆、罐等器物，与河南二里头文化相似；铜尊铜罍亦有殷商青铜器的影子；太阳崇拜也见于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溪文化等文化，故其特殊性并不需要被无限放大。

部分学者或媒体，未严格检视考古证据与爬梳史实，喜以神秘论或外来论解释中国上古文明的起源问题，或就此进一步颠覆中国文明的内生性，咬定中国的完整与一统，俱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后设结果，三星堆文化甚至曾被宣传成古埃及的东方血脉。然而，中国上古曾存在众多制度与礼俗迥异的文化是事实，众多文化与族群经过冲突、交流，日渐涵化融合也是事实，探究这些文化的互动，以及何以形塑成大一统国家、而非像欧洲般分裂，实乃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中最特别的意义，也是最具启发性的课题。至于五花八门的奇谈异说，绝经不起仔细的考证与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