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专访（一）】华人文化的宗亲情缘：“台湾”同乡会

华人自古重视由血缘与姻亲形成的宗族关系，同一宗族的人在家乡自然是互相扶持、互相提携。随著历史进展，地域间的交流扩大，离乡打拼的人增多，宗族关系又更进一步扩大成对地域认同，出身于同一乡镇或是同一省分甚至是操同种方言的人，都会自然地聚在一起，形成群体的力量。早年移民来港的福建人，就成立不少同乡会，除了连结乡亲，也提供门路予新一代同乡人。同样的，这股力量也在邻近的台湾也十足展现。台湾自1946年后，多达400万来自各省、五湖四海的大陆移民汇聚在这仅有3.6万平方公里的岛上，因而催生大量同乡会，仅台北市就有潮州同乡会、宁波同乡会、云南同乡会、湖南同乡会、福州同乡会……多达上百个。《香港01》记者赴台湾，采访了宁波同乡会、河南同乡会、广东和东莞同乡会等，透过系列文章纪录同乡会在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探讨在两岸分治70年下同乡会如何把过去的同乡情谊再植于港、台，并在现代社会建立自己的脉络连结。

同乡会──来自同样一个家乡的人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团聚起来，用乡谊当作号召，供乡亲们互助、交流、联络的非官方组织。

中国人自古以来，有强烈的宗亲观，将同乡亲情看得非常的重。重视土地的中国人往往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外打拚，这时候就又多藉同乡的交流来慰藉精神。

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就因为同乡（江西）的缘故受到前辈欧阳修的照顾与提携，曾巩另外还引荐了王安石（同为江西）给欧阳修。现在想起来，王安石因为“熙宁变法”而在历史上留下大名，所以如果说，王安石的仕途是起源自欧阳修的同乡之缘，好像也不算太过分。

此外，清末知名的“湘”军、“淮”军等等，也都是用地域来区别，像是主事大臣曾国藩（湖南人）、李鸿章（安徽人）等，也多喜用同乡官员，形成自成一派的官僚系统。无论最后成果是好是坏，还是可以从中了解“地域宗亲”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从“会馆”到“同乡会”

实际上，在清初就纪录著有类似同乡会的组织，也就是“会馆（公所）”，也被称作“同籍会馆”，提供同籍贯、同行业的人士出入交流。在科举时代，会馆同样作为同乡应试子弟重要的寄宿、温习之地，也可以当作同乡会的前身。等到清末的时候，科举衰落、贸易兴盛、中国各省各乡人士迁徙频繁，同乡会作为一个组织，融合、取代了会馆的地位，许多新兴同乡会也就自行设置会馆、公所，作为办公、集会的用途。

古代交通不发达、通讯方式很少，“老乡”们想要“他乡遇故知”，必须用引荐、提携的方式来申请会面。

到清末的时候，已经发展出有组织规模的同乡会，当时称作“某籍旅（居）某地同乡会”，例如四明旅沪同乡会（民国前夕改称宁波旅沪同乡会）、琼崖旅京同乡会等等。

数百年的时间里，同乡会、同乡会馆、公所等等组织，发挥了扶助老乡、济困扶危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消解相思之苦，还有助学、兴商、祭祖、殡葬……等等各种实际的生活需求，服务当地。

直到中共建政后，严格取缔民间社团，许多同乡会纷纷解散消失，又或是改名为“某某促进会”，或是并入商会、行会、工会等等，作为中共政府的协力者，不再能独立运作，同乡会的事务也就呈现半休眠的状态，长达数十年。

同乡会在台湾

比起大陆，同一时间的台湾却因为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也带来了大批的军民来到台湾，而兴起了一波的同乡会组建热潮。例如台北市宁波同乡会，其实就是原上海宁波同乡会（“上海帮”）的老班底来台后，于1947年重新运作，当时原本称作“宁波旅台同乡会”；直到1949年才正式命名为“台北市宁波旅台同乡会”，于1967年再次改名成为“台北市宁波同乡会”。

从“旅台”两个字的有到没有，也可以看出离乡者的辛酸。

台北市是台湾政府机关云集的地方，迁移到台湾的名流、雅士也多半旅居在台北，同乡会也在台北最为兴盛，远超其他各个地方。除了宁波同乡会外，还有大大小小例如广东同乡会、广西同乡会、东莞同乡会、湖南同乡会、云南同乡会、河北京津同乡会……等等，不但总数量超过百个，单一同乡会的最大人数甚至超过1.5万人。

本来，同乡会在台湾的作用比起在大陆时也没有什么不同：提供老乡们交流的场所，好抚慰相思之情；又或是扶助遭逢困难的老乡、提携后进、助学兴商等等。但是因为两岸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断绝往来，许多名士有乡归不得，同乡会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更加重要了。

台湾的同乡会资金绝大多数是来自会员捐款，也因此保证了同乡会独立运作的机能。尽管台湾政府也经常透过同乡会来倡导政令，或是鼓励募、捐款事宜等等，但对同乡会的干涉程度仍然是远远低过对岸的；这也是因为在中共政府风风火火地“反右”、“反传统”的时候，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想要用重商、重传统的形象来与对岸做出区隔，塑造出正面的印象。

就在这种氛围下，在台湾的大陆同乡会度过了可以称作兴盛的数十年，直到两岸恢复交流、台湾政府解除戒严与民主化、台湾民间兴起本土化运动，而这来自异地的同乡会开始有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