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伦理｜黄牛炒卖、排队党属自由市场体现？发疫情财不道德吗？

近日有市民抱怨到法庭听审时遇上“排队党”，他们霸占了旁听席位限额，却又在开审前早早离开。这些排队人士更被指有收受利益排队占用名额之嫌，引发市民对于排队党的道德讨论。

“黄牛”、炒卖、代客排队等现象早已存在多时，香港一直标榜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自由市场，甚少干预市场买卖运作。多年来，不单炒卖限量波鞋、演唱会门票有价有市，疫情之下就连公营服务、防疫用品亦有人炒卖获利。到底这是作为自由市场的精明操作？还是有违社会规范的不道德行为？

“排队党”意指一些有组织地替人排队以谋取报酬的群体，排队党常见于购买限量货品或演唱会门票，更有组织会直接把队伍较前位置放售炒卖。在香港，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炒卖，日本连锁寿司店寿司郎来港开张初期，连排队吃寿司的筹也有人炒卖，大概可以了解香港的炒卖风气。

有需求自然有市场，不少人发现炒卖有利可图后，便纷纷投入市场成为炒家，于是我们俗称的“黄牛”、排队党也因此应运而生。法律上，炒卖和排队党是否触犯法律取决于该地区的法律制度，故今天并不打算讨论其合法与否问题。根据香港法律，炒卖行为很大程度并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合法又是否一定道德？

香港公营服务一直被港人垢病，原因除了是效率低下，轮候时间长外，不论康乐、医疗、社会等福利更需要与一班炒卖轮候名额的组织竞争。康文署辖下的康体场所，总是满布已预约的红色方格，很多职业球员、球队已曾多次表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场地给他们练习，最后只好高价惠顾排队党，购买时段来进行练习。早前疫情导致公共服务停摆，待处理个案堆积如山，有媒体发现运输署一般十五分钟便能完成的个案，现时平均轮候时间超过三小时，当中有一行数十人的排队党每天到运输署“上班”，代人处理个案以至轮候时间久久未能缩短，引起大众不满和抗议，认为排队党的炒卖行为可耻。

不过，亦有意见认为，排队党实属自由市场的体现，明买明卖，有人愿意以金钱购买时间，取代自行购买、办理的烦琐，是正常商业交易，并无道德问题。加上排队党并未使用不法手段，与大众付出同等代价排队轮候，港人能够接受炒卖名牌、楼宇，却指控排队党炒卖行为属双重标准。

事实上，公共服务本意正是让所有市民都有使用的权利，即使排队党行为合法合理，但假若损害他人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也算是一种不道德行为。上年第五波疫情在社区爆发，触发大批市民每日需要到邻近检测站进行强制检测，大量需求和因轮候而增加感染风险的忧虑，衍生了大批排队党以及炒卖轮候筹的商家于网上以代排队及取筹收费图利。这些排队党付出时间、心神排队来获取回报看似并无不妥，但却有机会让真正有需要进行检测的市民未能享用服务。

再者轮候时间因排队党而增加也额外加重了市民享有公共服务的成本，造成了社会不公义的现象。同时，排队党服务也有机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全港有超过80个草地足球场，不少球场长期空置荒废，但球员和球队却无法租用，正是由于排队党霸占了社会资源的限额，令真正需要的市民失去了平等使用的权利。

那么只要排队党炒卖的不是社会公共资源，而是波鞋、门票等娱乐消费产品，是否就没有道德争议？欧美地区代客排队风气相当盛行，不少人都会愿意付出额外金钱来代替自己排队。现时，欧美地区代客排队服务甚至趋向工业化，不少公司都会有组织地建立专业排队人员为客人提供服务。美国有一间代客排队公司Skip The Line，专门招聘无家者为客人提供轮候餐厅、旅游景点等服务，负责人Jennifer Goff的举动不单没有占用社会资源，更为更新人士提供重投社会的机会，改善社会环境。排队党的道德争论会否因此而变得复杂？甚至成为道德上应该被赞许？

我认为归根究底，排队党、炒卖等行为的问题在于囤积获利。由于社会资源有限，囤积资源并以高于市价放售会造成社会不公义。纵使排队党以正常途径又以不囤积的手法赚取代劳费用，也未必能够让行为变得道德。因为在社会资源本身就不平等的情况下，以价高者得的分配方式仍然会令一部分人丧失公平机会与他人竞逐资源。平等与自由，很多时都会出现彼此对立和矛盾，当中要如何取舍取决社会大众的价值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