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稿】香港耶稣会士的“沉默”事工

作者：张学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副教授）
电影《沉默》数位耶稣会主角所在的年代，正值中国明清之际──香港在当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耶稣会士真正在香港展开事工，大约在《沉默》故事发生后的300年。耶稣会士来港后，展开教育、社福等多项工作。也许是命运使然，香港的耶稣会士在300年后的二战期间再次遇上来自日本人的压迫，只是地点换了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市。

（本文原载2017年3月27日《香港01》周报第53期B17版，按此订阅周报）

要说中国最著名的耶稣会士，也许当数方济．沙勿略（1506-1552）。沙勿略也曾前往日本，更是首位踏足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后来，他发现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响，矢志前赴中国传教。1552年，沙勿略潜赴现时属于台山市、离香港仅百多公里的上川岛，准备进入中国传教。可惜，在正式进入中国大陆之前，沙勿略在年底逝世。他的传教遗愿最后要等30年后，才由另一位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完成。1926年，长埋上川岛的沙勿略，影响了香港的宗教发展。为赶及庆祝耶稣会主保（Patron of the Missions）圣方济．沙勿略节（Feast of St. Francis Xavier），耶稣会派遣首批爱尔兰会士前赴香港。其中，Fr. George Byrne, S.J.与Fr. John Neary, S.J.于12月2日抵埗；Fr. George Byrne更获委任为耶稣会香港区会长。与当时工会发展相近，耶稣会在港展开的事工，与广州教区关系密切。首批来港的会士，部分在广州代牧区的要求下离开香港，前往广州协助教学。

守护宗教以外 教育与社福推动者

至于在港的耶稣会士，除了核心传教事工外，亦在教育与社会福利多方面贡献良多──那时政府用在社会方面的公共资源不多。耶稣会的教育工作，包含中学至大专，也涉及宗教培训。首先，耶稣会士在1929年在香港大学成立利玛窦宿舍（Ricci Hall），向60名学生提供宿位。这座宿舍某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们教育工作的起点、总部。其次，他们在1930年代初，接办由徐仁寿先生和林海澜先生开办的香港华仁书院及九龙华仁书院。耶稣会士十分成功地把爱尔兰的中学教育模式带来香港，借由两所华仁书院为香港培育了许多精英，当中不乏政商名人、知名学者。首任华仁书院校长嘉利华神父（Fr. Richard Gallagher）更是香港教育界的精神领袖之一，据魏立志神父的说法，“这个快乐的男人在中学教育界极受欢迎，他亦是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成立的背后精神推动者之一。”

再次，他们也获授权接办由华南主教团成立的香港仔华南修院；即现时的圣神修院学校。当时有六位耶稣会士在院内任教，由曾任香港大学电子工程教授的古宁神父（Fr. Thomas Cooney, S.J.）出任首任院长。当时院内学生一般来自华南地区，以广东人为主，当中包括冯德尧神父（Fr. Luke Fung）、刘荣耀神父（Fr. Paul Lau）与叶荫芸神父（Fr. Joseph Yip）。圣神修院学校的教授权现在已交回香港天主教教区，但有部分耶稣会士仍然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及行政工作。

除贡献教育外，不少耶稣会士本身就是知名学者，直接推动香港的学术发展，反过来协助香港人加深对香港的认识。谈到香港的考古学者，往往不能不提到范达贤神父（Fr. Dan Finn, S.J.）。范神父本来在澳大利亚养病，康复后原本自愿前往日本传教，最后还是被派遣前来香港。抵埗不久，范神父就获任命为香港大学的教育系教授，后来再出任地理系教授。范神父在香港推动考古学研究，发掘了大批上古时期的陶器、石器，可说是本港最重要的考古学家之一。范神父于奥斯陆出席人类学者会议后，留在大英博物馆进行了数项研究。范神父也在这时候开始患病，终于在1936年11月1日於伦敦病逝。早期来港的耶稣会士中，还有像麦当奴神父（Fr. Daniel MacDonald ，1927年10月抵港）般的中文专家。致力认识、适应乃至融入传教地的历史与文化，是耶稣会一贯的教条，在300年前的日本如此，在300年后的香港也是如此。

社福工作方面，耶稣会士更是积极扶助贫穷、弱势的华人，协助他们成立互助社。其中如储蓄互助运动（Credit Union Movement），就是由郭乐贤神父（Fr. John Collins）首创及推动。为了更好地完成在港事工，融入贫困华人社区，耶稣会士更在1936年在九龙青山公路18号成立语言学校，为新抵香港的爱尔兰会士提供语言培训。据赖诒恩神父（Fr. Thomas Ryan）指，当时新来港的会士，需要接受为期三年的中文学习与学校教育工作，以深入认识中华地区的文化。

《沉默》中的耶稣会士并不了解日本文化，但历史上的耶稣会士不但非常了解当地文化，更力图指出当地信仰体系的不足，以赢得民众对基督信仰的支持。1927年来港的蔡伯德（Fr. Patrick Joy）神父，重新刊发《磐石》月刊（The Rock），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磐石》是一部非常有趣的月刊，据狄恒神父（Fr. Alfred Deignan, S.J.）所说，这是“一本包含文学与时事文章的天主教月刊，（重刊后）很快就卷入与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的论战之中”。1920年代后期，大众报章对基督信仰、教育的攻击逐步升温。香港教区的恩理觉主教就邀请耶稣会士回应此类恶意攻讦。除在《磐石》回应质疑之外，嘉利华神父与蔡伯德神父也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在圣约瑟教堂附近的St. Patrick’s Club 举办了多场演讲，主题包括“进化”、“圣经”、“神迹”等，回应当时的科学挑战，吸引了大批观众，致力守护基督信仰。在某程度上，这也被视为香港版的“科玄论战”。透过精密辩论以维护自身的宗教、信仰，是这群士绅、学者神父的传统，只可惜《沉默》并未能够反映耶稣会士在这方面的睿智。

港版“沉默” 战火下的耶稣会士

约在首批耶稣会士来港后的十年，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展开第二次中日战争。耶稣会士面对来自日军的压迫，甚至早于一般港人。有趣的是，日军对在港耶稣会士还是相对友善的，但原因与宗教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当时的耶稣会士以爱尔兰人为主──而爱尔兰在二战中是中立国，日军不便对他们怎样──只有如蔡伯德神父及祁祖尧神父等少数神父被捕，两人也在被拘留三个月后获释放。据闻祁神父被捕的原因是他使用希腊文撰写日记，被日军怀疑是间谍。但总体而言，日军对耶稣会士的相对善意，大体上还是便利了他们在战火中的工作。

1938年10月，麦当奴神父与简力达“医生”神父（Fr. Gerald Kennedy）在日军占领广州后，更乘坐救援船前赴广州参与救援工作。当大批难民涌入香港的同时，这些耶稣会士选择“逆流而上”，直接面对战火的威胁。简力达神父加入耶稣会前，曾在爱尔兰行医，他的医学专业于广州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并成为广州一所医院（Fong Ping Hospital）其中一名主管。在他的带领下，医院的环境卫生与食物质素得到改善。他更发明了一种药物，成功救助罹患伤寒的病人。

同年，赖诒恩神父成为《磐石》月刊的主编，又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成立国难筹帐会（War-Relief Association）以协助战争中的受害者，包括不少来自大陆的难民。赖诒恩神父并联合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成立房屋协会的前身，兴建屋村以为香港贫苦大众、特别是难民提供安身之所。

到1941年12月的圣诞节，香港终告沦陷。日治初期，所有学校都被迫停课。其后，日军又允许所有已注册的华人学校重开。当时，部分华仁书院的高年级学生协助苏惠民神父（Fr. Ned Sullivan）与郭乐贤神父（Fr. John Collins）救助难民。其后，部分华仁书院学生成立了一所华人学校，向贫困学童提供教育；华仁人于第二次大战期间工作未曾间断。

战争结束后，华仁书院重开。Fr. Brian Kelly亦重修并重开港大利玛窦宿舍。华南修院重新运作，会士从澳门返回香港继续工作。同时，港督任命赖诒恩神父署任农业署主管（Acting Superintendent of Agriculture），负责组织重新发展农林业务、成立蔬菜批发统营市场与渔业合作社。赖神父亦写了《Jesuits under Fire, in the Siege of Hong Kong 1941》一书，详述日治时期（1941至1945年）耶稣会士在香港这段“沉默”而艰辛的岁月。

赖诒恩神父用“成长中断”（Growth Interrupted）来形容日治下的三年零八个月，他说：“在第二段时期的末段，是香港耶稣会为重建香港这个城市与教会而努力的时间。……而耶稣会士的所有教育工作很快就回复正常……香港府政邀请赖诒恩神父出任公职，协助重启渔、农、林等多个相关部门，负责重新组织农林业，成立蔬菜市场协会与渔业合作社。他亦是房屋协会的创会与活跃成员，并是推动成立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重要精神领袖之一。”

于战后，耶稣会再次派遣七名会士来到香港。二次大战后的香港仍然面临不少社会问题，特别是随着国共内战爆发，香港社会人口压力庞大，耶稣会士依然坚持为社会低下层服务。侯奕纯神父 （Fr. Joe Howatson, S.J. ）在1946年11月15日成立了擦鞋童会（the Shoeshine Boys’ Club），别称华仁贫童会（the Wah Yan Poor Boys’ Club）。而擦鞋童会的工作，主要是照顾与关怀在街头擦鞋的贫困孩子与其他街童。这个组织即是今日仍然非常活跃的小童群益会（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前身。

不论是教育、扶贫、房屋等等的工作，在二次大战前后都见到耶稣会士的踪影，可以说，耶稣会士同时也是香港社会工作的先驱与提倡者，多年来的辛苦工作赢得了社会广泛认同。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工作不应是政府应该做的吗？但当政府拒绝或并不适切回应社会的诉求时，也只有依靠这群全心奉献社会的人默默补足政府施政的不足。耶稣会士在日治时期的确面对艰辛环境，但更多的沉默似乎是来自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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