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与历史】《沉默》背后的大国博弈

入围今届奥斯卡最佳摄影的《沉默》（Silence）是部发人深省的历史电影，故事讲述两位耶稣会士在1640年无惧生命危险，闯入当时已实行禁教的日本，欲在重建天主教会的同时，找寻恩师叛教的真相。电影以耶稣为教徒受苦的沉默为主题，主角最终亦选择了沉默应对迫害。在这段历史中，荷兰人其实也担当重要角色，可惜他们被电影“沉默”了。

（本文原载2017年3月27日《香港01》周报第53期B16版，按此订阅周报）

《沉默》改编自远藤周作1966年的同名小说，导演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花了25年时间酝酿，才把这部堪称20世纪日本文学的代表作、以影像呈现。故事讲述日本在17世纪江户时代禁止基督宗教传教，耶稣会士赛巴斯提奥．罗德里奎兹神父（Fr. Sebastião Rodrigues）不畏艰辛与危难，由欧洲到地球另一端去找寻失去联络的恩师，却在日本经历连串的信仰危机，终决定叛教的过程。主角最后选择放弃自己传教士身份，成为一个沉默的日本人，隐姓埋名于江户（今东京）终老，他的事迹只在一位荷兰商人后来的记述中得知。

正如电影片尾的引文“Ad Majorem Dei Gloria（直译：为了神更大的荣耀）”所示，《沉默》无疑是一部富有宗教意义而引人反思信仰的电影。据悉很多基督教徒看完电影后，皆表示对自己的信仰有更深的体会。可是，沉默的并不只有故事中的耶稣会士，还有剧末那个被轻描淡写的荷兰商人。实际上，这段故事在历史上把日本与整个世界联系。而荷兰人正正是这个宏大时代背景和一切故事的“真．主角”。

耶稣会的环球智慧 日本的当地市场

基督宗教于16世纪后半叶传入日本并迅速流行起来，尤其在九州、大阪等日本西部地区吸纳了许多信徒。耶稣会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基督宗教，而是负责开辟亚洲宗教“市场”的耶稣会，推广策略得宜。当时欧洲的宗教发展已接近饱和，所以耶稣会特别关注葡萄牙人发现亚洲航路后一并带来的新兴“市场”。耶稣会士在东亚传教，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每一位耶稣会士都必须在指定的耶稣会大学经历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传教士。除了必须的神学外，他们还进修科学和实用医学等，故此耶稣会士都是学者。到达传教地后，他们也不急着直接硬销基督信仰，而是先彻底研究当地文化，尤其是当地宗教。

《沉默》电影中负责打压基督徒的“井上大人”曾经说，耶稣会士根本不理解日本这片土地和文化，他们只是一厢情愿地把自身信仰强加给日本人。实际上，耶稣会士是当时最了解日本文化的欧洲群体。著名的传教士路易斯．佛洛伊斯（Fr. Luis Fróis）在1563年从葡萄牙抵日后，花了数十年将所见所闻写成《日本史》，这也是欧洲第一部关于日本的全面记录。1585年，他又出版了《日欧文化比较》，进一步深化欧洲人对日本的认识。耶稣会士以他们在科学、天文、数学及医药上丰富的学识赢得日本人支持，在知识界和贵族社会中尤其如此，很多地方领主如大友宗麟和小西行长，都相继皈依基督宗教。佛僧惠俊甚至成为传教士，取名巴鼻庵（Fucan Fabian），更写了《妙贞问答》以比较与驳斥日本各宗佛教、儒学和神道教。他更在1606年与幕府学者林罗山辩论，用地圆说和地动说等天文知识作为论据，力证基督信仰才是“真理”。

耶稣会士在亚洲传教的功绩有目共睹，今天在中文的“上帝”、“神”等基督宗教常用词语，都是耶稣会士在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后所得。在1920年代末的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区的恩理觉主教为了应付当时对基督信仰的攻讦，还特意邀请了耶稣会的蔡伯德神父（Fr. Patrick Joy）撰文回应。由此可见，耶稣会士一直是基督宗教世界公认的学者，若把他们说成是不愿意了解当地文化的人，实在打了自己一记重重的闷棍。

日本是可以让宗教开花的肥沃土地

电影一开始便提到1633年，德川幕府于九州云仙岳处死大量欧洲神父的事件。回顾最早的禁教令，始于丰臣秀吉在1587年发出的《伴天连追放令》（“伴天连”即神父）。一直到德川幕府时期，主政者都三令五申禁教，不但强迫已受洗的教徒放弃信仰，有的更被流放海外，造成大量教徒殉教。电影中一幕幕残忍的画面，难免教人追问：为何日本非要禁教不可？井上大人提到日本是片沼泽，基督宗教的种子无法开花结果。事实却非如此，这一切背后有着一块巨大的黑幕，掩饰禁教真相。

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已有很强烈的多神宗教信仰，除了本土的神道信仰外，他们也深受佛教影响。近代日本也流行很多小型宗教，像二战前的“红卍会”。1995年奥姆真理教信众更发动了战后日本仅有的“沙林毒气”恐袭。正是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相当接受，才引起统治者对天主教在日本迅速发展的警戒心。更重要的是，教会背后的“外国势力”——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天主教国家，更令日本统治者不得不在树苗茁壮成长之前扼杀这条祸根。

佛教可说是统治者的前车之鉴，传入日本后，也很快得到统治者的厚爱，其精深的哲理尤其受到知识阶层的欢迎，以至于佛教得到治外法权，大型佛寺坐拥庄园和私人武力，是为“僧兵”。11世纪的白河天皇也抱怨说鸭川之水、骰子之数以及比叡山的僧兵，三者都非他能控制。佛教对统治者的威胁在往后数世纪愈来愈大，自15世纪开始，更演变成全国性的一向宗暴动。一向宗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佛教宗派，他们号召了大量反抗领主收取重税的农民，不断组织暴动，成功的甚至割地自立山头。16世纪中期起，掌握天下的织田信长大力镇压一向宗徒，但仍花了十年才能攻下一向宗的根据地石山本愿寺（即今大阪）。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日本的统治者会如此担心基督宗教影响力扩张，忧虑其演变成难以收服的“一向宗2.0”。

天主教牵动了日本统治者的神经，他们不想再花费精力去应付一个有潜在危险的宗教。更甚者，耶稣会还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天主教大国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传教活动。德川幕府认为，耶稣会士传教是欧洲帝国为殖民日本作的准备工夫。故此，他们更加坚定地打压基督宗教。事实上，日本统治者并不反对与外国贸易，他们最初只是打算禁止教士传教，但允许商人经商。可是，日方最终发现葡萄牙与西班牙人还是暗地里传教，最终幕府采取强力措施禁止葡萄牙人入境。

荷兰人“营商”之道

当我们深入认识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群在电影中没有什么戏份的人在17世纪日本禁教中担当了幕后推手。电影故事开首就提到，一封耶稣会士的信最终落入了荷兰人手中，最后也交代了荷兰成为唯一可以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荷兰人虽然只是电影中的大配角，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幕后推动了日本全面禁止葡萄牙人来日。集结历代日本荷兰商馆馆长记录的《荷兰商馆日记》（下简称《日记》）中记载的事迹，是了解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要理解为什么荷兰人要在耶稣会士背后插刀，我们必须先从日本抽出，放眼整个世界。1560年代，荷兰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低地17省仍然是西班牙属土。到16世纪初，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起一系列宗教改革，催生了基督新教。荷兰人很快皈依了基督新教，但其宗主国西班牙却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国家，自然不能容忍新教的传播，更遑论在自己的土地上。荷兰人早就痛恨西班牙人的统治，新仇加上旧恨，终令两者爆发80年（1568－1648）独立战争。

作为故事中心的耶稣会，是为了对抗新教崛起及收复天主教失地而成立。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会与荷兰是处于敌对关系。当时耶稣会除了欧洲事务之外，更希望比新教徒抢先进入亚洲，以吸纳信徒。葡萄牙正是负责这项任务的天主教国家，葡萄牙与荷兰不但在宗教上敌对，也是亚洲交易和商贸的主要竞争对手。葡萄牙人虽然比荷兰人更早到达日本，他们的传教活动却引来日本统治者的忌惮。荷兰人感觉到日本统治者对外来传教者的敌意，于是趁机在耶稣会的背后多插几刀，以图独占与日本的贸易。

早在1637年，《日记》就已记录了负责长崎通商事务的幕府官员，希望荷兰人能够帮忙禁绝葡萄牙人来日。从记录中得悉，日方更大胆提出利用荷兰船队来攻击西班牙港口马尼拉的计划。因为九州在几个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即岛原之乱），有关的计划才告吹。这场动乱有大量日本天主教徒参加，而荷兰也很配合地帮助幕府镇压叛乱。在1639年明令禁止葡萄牙人入境之前的一段日子，幕府就曾经多番探听荷兰人的意见。《日记》记载了其中两段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幕府官员询问荷兰商馆馆长，假若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荷兰能否提供葡萄牙人带来的织品和药物，而馆长相当有商家头脑地回答说“绝对可以”。同一个月内，幕府官员又问及他万一发生问题，荷兰人能否阻止葡萄牙人来日本，馆长自信地回答：“世界上没有舰队可以与荷兰舰队对抗。”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发现禁教不只是日本国政，更涉及复杂的外交、经济问题。《沉默》这部电影看似描述宗教压迫，实际上也是一部历史政治舞台剧。

延伸阅读：【约稿】香港耶稣会士的“沉默”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