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产片｜电影制片人负责什么？　《秋天的童话》制片笑谈幕后趣事

【艺文编按】每次看电影，片头片尾字幕都会出现“制片”岗位，但似乎很少人知道其工作性质。制片职位的英文名称是“Production Manager”，顾名思义就是电影制作的项目经理，负责拍摄前、中、后期大大小小的事宜，确保相关的人和事都顺利推进。《香港制片——港式电影制作回忆录》专访十位香港制片人，为我们揭开这个职业的庐山真面目。本文摘自第一章〈朱嘉懿 | 永远有高山深海在前面〉，朱嘉懿是本港资深电影监制，曾参与《秋天的童话》（1987）和《天若有情》（1990）制作，在这篇专访中她畅谈当年电影制作轶事。

朱嘉懿简介

资深电影监制，早年任职香港电台电视部，因机缘转往电影圈发展，首部电影《疯血》（1983）即担任制片。曾先后于多家著名电影公司任职，包括德宝、宝禾、威禾、电影工作室、正东、电影神话、英皇电影等主管制作、融资等事务，参与名片包括《秋天的童话》（1987）、《天若有情》（1990）、《黄飞鸿》（1991）、《方世玉》（1993）等。千禧年开始与刘镇伟合作，近年转为独立监制，提携新导演并协助融资，如《踏血寻梅》（2015）、《脱皮爸爸》（2018）、《花椒之味》（2019）等。

永远有高山深海在前面

我接触电影行业，是从八十年代报读香港电影文化中心的课程开始。当时舒琪、罗卡、黎杰、周勇平都是中心的委员，徐克、谭家明等导演协助开课程。我那届的同学有陈果和高志森。课程主要是学电影欣赏，但老师也会带我们做具体的制作实践。我正式入行是从电视开始，在香港电台电视部参与《岛的故事》系列（1981，单慧珠导演），当时部门同事还有李碧华、张坚庭、罗启锐、张婉婷、罗卓瑶等，可谓猛人云集。后来因为我无法转正式公务员，单慧珠就介绍我去廉政公署社区服务部当策划，制作林德禄执导的剧集《廉政先锋》（1981），还前后拍了两辑。

我当时希望朝导演这条路发展，所以找了副导演的工作。《疯血》（1983，李兆华导演）是我参与制作的第一套电影。但我第一天入组，制片希云叔（黄希云）跟我打过招呼后，就直接让我在现场负责制片的工作，因为制片刚离了职，所以我是临时被迫“上马”的。当制片最重要是懂得现场变通，首要是抢演员档期。当年市道旺，当红演员随便都几部戏在手，经理人真搞不定，就叫我们几个制片自己协调。曾经试过四个制片就像打麻将一样，坐下来谈档期，上午归你，下午归我这样谈，挺荒谬的情境。但要怎样抢到档期，又不违导演的要求，这就是变通和创作的经验。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找人没现在方便。制片发掘新演员，就常常在杂志和街上碰运气。

我当制片的底线是：不能被导演骂，因为这我最受不了。我曾经跟蔡继光导演合作过《男与女》（1983），钟楚红、万梓良主演。蔡导很容易动怒，发起脾气来对谁都不客气。制作上遗漏难免，我为了减低被导演骂的机率，每天都比通告时间提早半小时到办公室，检查剧组每个部门，确定没有任何遗漏。虽然这样要多做额外工作，但不想被骂就成为了动力。

书名：香港制片——港式电影制作回忆录
作者：林明杰、乔奕思 / 编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巧妙处理不允许拍摄的场景

制片找拍摄场景，往往是很大的挑战。我是靠平常看报纸杂志记住有特色的小区、街道、店舖等备用。这是每个制片累积起来的“天书”。有次在王家卫的泽东公司，我看到场景照片簿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令人咋舌，可见王导对于拍摄场景的要求有多严格。当然也有人会说找景不要勉强，尽力就可以，人家不借就算。但我认为尽责的制片应该可以做更多。

找景不是单纯的联络，同样需要创意，需要理解导演的想法和美学。不单需要说服导演，也同样要跟摄影指导和美术指导取得共识，因为导演也会参考他们的意见，成功率会更高些。刘镇伟拍《天下无双》（2002）讲过一个故事：制片叶辉煌跟刘导推荐一个湖，他拿着照片介绍说，演员可以站在湖面旁演戏，倒影会很漂亮。后来导演去看景，发现那个湖只是一潭水。

叶制片说，我拍照都能拍得这么美，导演你怎会拍不出来？

虽然他像开玩笑，但也证明制片对找景的自信，让导演觉得那场景值得采用。

我遇过几个很难处理的场景，其中一个是在油麻地小轮拍摄。当时是拍《霹雳大喇叭》（1986，刘观伟、陈欣健导演），那场戏是要武师骑电单车从岸上飞向正在驶走的渡海小轮。我知道小轮公司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但我好胜，不会在未尝试前就说做不到。

公关部负责人是位中年绅士，我看他办公室的布置很书卷气，了解他应该喜欢读书。我先跟他诗词歌赋一番，建立交情。在拍摄前几天，我跟负责人说剧本已删除了飞车上船的部分，只需要安排一艘渡海小轮给我们拍摄就好。到了拍摄当天，我一直陪着负责人在办公室聊天，剧组在码头拍摄。当动作组把电单车推到码头上准备飞车，码头上的小轮员工匆忙通知他。他质问我为甚么会这样？我当下发挥了临场演技，哭诉是导演骗了我，明明答应我把飞车戏取消，我辞职不干了！对方看到这情况，反过来安慰我说年轻人初入社会，总是会被欺负的。就这样时间拖一下，拍摄就顺利完成了。

戏分完成后，剧组人员都一直夸我。我貌似成功了，但利用了对方的善意。我多年来背负歉疚，内心一直不安。后来那位负责人退休了，我也没有机会当面跟他道歉了。如果有机会重来，我一定不会再用这种方法。

面对警察与陀地的惊险与困難

工作上需要借景拍摄，我会先研究负责人是男或女。如果是男的，我找女助制去谈，女的就找男助制去谈。异性间通常比较谈得来，胜算较大。跟陀地谈判也一样，派女的去比较有利，因为黑社会很少打女人嘛。

我面对陀地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1989，罗卓瑶导演）的黄大仙庙。庙里有二十多个解签摊档，为了低调拍摄，我们特意选了最角落的摊档。陀地也不笨，等拍到一半就来要钱，以为让剧组“两头不到岸”，不得不妥协。

当天陀地二十多人浩浩荡荡到场，要求剧组付钱给全部档摊。我既没有这预算，又不能让剧组收工，可以怎么办？

我当时大概疯了，我建议跟陀地们去另一边的茶档喝茶，明言我当人质，大家慢慢谈个好价钱。另一边厢我叫助理制片，赶紧让导演加快拍，完事后剧组悄悄离开。还有，我暗暗让助制准备一辆已发动的客货车，停在拍摄位置和茶档中间的大闸等我，我还再三吩咐司机不要锁车门。陀地们似乎很放心，我们又真的天南地北聊得不错，他们戒心全无。

待我看到助制给我打手势，我就邀请陀地们回去拍摄场地收钱。待我们走到大闸时，我突然九秒九速度奔向客货车，陀地们回过神来拔脚就追。我自以为神速，但我亲爱的司机竟然把车门锁了！幸好我在陀地们的手离我三呎时，冲上车绝尘而去！自那天后，我三年都不敢去黄大仙。我是完成了任务，亦安全离开。但我发誓，绝不鼓励其他制片也这样做！

在拍摄《恋爱季节》（1986，潘源良导演），我亲自接待一位大哥级的陀地。大哥五短身材，我仿佛见到他顶上的发转。但他带着七呎高的保镳，足见自信爆棚。我挑选的形象是个可怜兼啰唆的小女人，苦口苦面的，大哥心软就放我一马，让我随意付几千元就好。豪情的大哥临走时还被我拉住，央求他把七呎保镳留下来保护剧组，免被其他社团来找小女子麻烦。我们那天拍通宵，结果那位七呎保镳闷到几乎上吊。

拍《霹雳大喇叭》时，剧情需要在沙田城门河拍一场百人马拉松比赛。我好不容易经过七个政府部门批准拍摄，确保万无一失。中饭时段，剧组场务派饭盒。当时有位武师一人就拿了几个饭盒，但他“食𩠌唔食饭”，这样饭盒就不够派给全剧组了，于是吵架一人一句就打起来。场务组和武师组马上冲前各为自己人助阵。警察飞快到场调查，拍摄被迫暂停。我是现场负责人，理所当然被带回沙田警署落口供。花了半天才交代完，有位指挥官看我能协调七个政府部门，又能安排几百人拍戏，竟然苦口婆心地建议我去考警察！

还有一次是拍《天若有情》（1990，陈木胜导演）。拍摄吴倩莲在大雨下跑出妈妈的车去找华DEE（刘德华饰演）。当时负责洒水的水车不合作，发出很大声响，半夜影响了跑马地的居民。结果有人报警，我又成为被告。我向法官真诚谦虚认罪后，被判罚款三千元。当年做制片的，都应该在警局有一叠厚厚的档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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