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20周年回顾──邓小平小传

今日（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一代巨人的生平固然有重温的价值，在他经历“三落三起”的“前三十年”，与在他带领下的“后三十年”，中共的发展与抉择史，也有为今日香港提供走出发展困局的参考价值。本文旨在整理、简述邓小平三起前事迹。2月20日出版的《香港01周报》，将有专题阐析邓小平一生起伏对中国与香港意义、影响，敬希翻阅。

1997年的2月19日，“一国两制”的创始人邓小平与世长辞，享年93岁。这位得享长寿的老人，与香港关系非比寻常。可以说，邓小平主张与坚持的改革开放，配合也成就了香港自1973年以来的“工业多元化”结构转型，七八十年代的前舖后厂式经营，令香港跃升为亚太区重要国际城市。自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制定的一国两制方针，同样决定了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命运。今日香港面对不少政治与社会争议，重新检示邓小平其人、其事、其思想，是思考香港前途问题必不可缺的一环。

恰好的是，说邓小平制定一国两制，正是“前途问题”。香港前途问题，早出现在二战期间。蒋介石早曾代表国民政府向邱吉尔提出收回香港，自一战后一直部署战略退出东亚的英国，受压于美国罗斯福总统，也一度表示同意。然而，战后局势急转，邱吉尔拒绝交回香港，杜鲁门取态也异于罗斯福，加上国内正值多事之秋，蒋介石也无意再作周旋。内战结束后，解放军虽然兵压深圳河，中共最终决定要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维持香港现状不变”、“俟时机成熟后再作打算”。所谓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就是利用香港的地理、经济价值，为共产中国对外留一道窗，甚至可以借助香港发展国内经济。

但香港存在“租约”问题，也就是《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的99年限期，香港问题不可一直搁置。但首先心急的，却不是中共，反是港英。70年代末，外资受制于97大限开始忧虑投资香港前途，英方更忧虑香港一旦生变会有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港人涌入英国，迫使其主动将香港前途问题提上议程。港督麦理浩于1977年率先向伦敦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两年后，麦理浩受对外经贸部长李强邀请访京，并在外交大臣欧文授权下以商务问题方式向北京提出租约问题，但邓小平当时已明确表示在“英国管治”的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英方以经济问题模糊政治问题的算盘没有打响，政治谈判必须展开；这就是中英谈判的背景。

到戴卓尔夫人访华时，中共对香港问题态度强硬。简单来说，中共不会为经济利益而牺牲对香港的主权或治权。这种强硬态度更令部分外国学者解读为中国为了收回香港，不惜以恫吓、欺骗、威逼等手段迫使英国妥协。早在建政之初，中共即已表明须在条件成熟时，透过外交与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中共认为在新界租约期满时，国内已达条件成熟阶段，可以收回香港，但为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及顾虑港人信心问题，还须别有打算。

但所谓中英谈判，其实没有什么谈判可言。邓小平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面确立领导身份，确立“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但实事求是，却不是委屈求全。中共会在大原则前牺牲小原则，但不会因为小原则而在大原则上让步，对香港恢复主权，是大原则。早在1955年，周恩来向访京的港督葛量洪表示，英国不应引领香港走向独立或自治，成为脱离中国的政治实体；这可说是中央政府对香港前途问题的底线。“恢复”在联合国地位后不久，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即于1972年3月8日要求非殖民化委员会把港、澳从殖民地名单中取消，以示中国有信心自行解决港、澳问题，不希望、不需要、更不容许外国势力插手干预。英方在香港问题上严重错判邓小平取态，认为其会本着实用主义而允许英方继续管治香港，即主权换治权。

《联合声明》签署之前，中央书记处已于1981年12月通过“1997年收回香港”决议；翌年1月制定“十二条特殊政策”。“十二条特殊政策”是依据叶剑英的“叶九条”制定，具体内容为：

1. 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2. 设立别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直辖中央政府3. 保留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4. 行政长官由当地人担任，经中央人民政府任任命5. 现行制度不变6. 现有权利不受侵犯7. 外国工商业、投资不受侵犯8. 与英国建立优惠经济关系9. 保留港币10. 原有法律基本不变11. 自行负责治安12. 中外籍员工原薪留用

这已与1984年据《联合声明》修订的版本，已无甚分别。这时仍距《联合声明》的草案制定日有八个月之久。英方是怎样想，大概不在邓小平的核心考虑之内。邓小平强硬的态度，令见惯风雨的戴卓尔夫人也不得不在人民大会前跌了一跤。这个一手决断香港前途命运的人的一生，我们也不得不加以了解。

邓小平是个爱写“自传”的人，在法国、苏联、赣南苏区、延安、北京，写了再写。邓小平写自传，不为自我宣传──事实上，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除非出于宣传需要，否则都奉行“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原则。不但国外对邓小平所知甚少，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普罗百姓对这位历任晋冀豫、华东、西南、中央政治局书记的领导也是了解不多。

那他写自传所为何事？用中共的话说，就是“自我批评”，以传统角度看，就是王夫之所说的“用众不如用独”。从“慎独”到“述往事思来者”的框架中，邓小平书写自传，就是不断在检讨过去与谋求前进。这种蛰伏沉思与思辨过失的习惯，不但成就他传奇一生，也为我们理解邓小平前半生留下重要材料。

邓小平于1904年8月22日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原名“先圣”。晚清虽然正历科举改制，但以“先圣”为孩子命名，始终不是寻常事。五岁入学时，启蒙老师自是以为不妥，帮他改名为“希贤”。这名字大概典出李康的《运命论》，李康称孔子为“至圣”，称颜渊为“大贤”，称孟、荀为“希圣”。老先生替“先圣”改名为“希贤”，大概希望学生能学习圣、贤，也学懂守谦的重要性。

邓希贤在1918年秋天离开广安，到父亲工作地重庆，入读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固已有机会接触新思潮，两年后乘搭邮轮“鸯特莱蓬”号前赴法国，才是他接触新思潮的真正起点。邓希贤的家庭环境如何，难以实说，但从他乘搭的是临时由货舱改置的四等舱，也许能以管窥豹。法国国家档案中，保留了一份巴耶中学中国留学生的开支记录。当时学生平均开支在25法郎，而邓希贤只用18法郎。守谦以外，还见守约。

家中支给的“盘川”只足够数月开支，未成年的邓希贤深知勤工方法，已不可能维持生活。年纪轻轻的他，已做过轧钢、扎花、制鞋、制车等工作。邓希贤的工读生活，一如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所说的“成熟老苍”的中国年轻留学生。

对中共而言，无产阶级工人是社会主义过渡期中的执政阶级，邓希贤也是作为工人阶级进入中共的旅欧体系──于1923年，19岁的他在周恩来指挥下，参与创办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在这事上，他实质上并不担任领导角色，只是负责腊版印刷。然而，因为字体清晰，竟为他赢得“油印博士”的外号。对工作一丝不苟，认清问题、精准解决的性格，已见于他在组织内的早期工作。

同年，经萧朴生与汪泽楷两人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据邓忆述：“那时刻我们生活很苦…只能吃点面包、煮点面条…”但劳体往往能体精，“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在法五年后，他接获组织通知，因身份暴露须转赴苏联。他在那留学一年，入读专门取录中国学生的中山劳动大学，也成了半个“留苏派”。

1926年，在国共合作框架下，邓希贤奉命前往冯玉祥手下工作，参与创办西北军的中山军事学院，并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真正意义上展开政治生涯。

若说邓小平一生注定多灾多难，大革命在他回国不久后即以失败告终，也许足为注脚。1926与1927年接连发生中山舰事件与南京惨案，国共合作前景堪虞。南京惨案后，冯玉祥前往郑州参与由汪兆铭召开的反共会议。中共得悉事件后，紧急疏散中山军事学院人员，邓希贤离开西安，前赴武汉（汉口）向中央军委报到。武汉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不消一年，邓的政治生涯即由边缘转至核心。

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次年，邓小平已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晋身领导行列。同年春天，邓小平与中山大学同窗、当时是他下属的张锡瑗（张锡瑗在1930年1月因难产染上产褥热去世，小孩数天后也随母归天）结婚，当时未满24岁。婚后一年，邓小平就于1929年前赴广西。在广西两年军旅军，他先后发起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并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二十出头的他在广西尽显军事才华。

诸葛亮与孙权同在27岁败曹操大军于赤壁，邓小平27岁没有这样大的功勋，但也成功率领红七军攻下江西崇义。连番战功，令新丧妻子、兼又新婚之喜（邓小平于1931年与金维映结婚）的邓小平，获中央中央先后任命为苏区瑞金县、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然而，仕途尚算颇顺的邓小平终在28岁迎来人生的“一落”。中共机关报《斗争》在李立三等左倾领导授意下，以反继续罗明路线（1933年2月15日，博古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中，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为由，以寻乌事件（1932年11月，主政广东的陈济棠率领国民党粤军攻打苏区南部。邓小平当时主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面对国军，邓小平因应时势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策略，结果寻乌被攻占，后来成为被批判“罪名”，被指摘“将整个寻乌完全放弃给广东军阀，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为借口，同期刊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与〈罗明路线在江西〉两文，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并发动基层干部在江西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中批判四人。会议决议撤销邓、毛等四人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李立三等人对邓小平的批判，包括在土改问题上违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原则，与及战略上的以城市中心论为纲的立三路线。邓小平没有跟循李立三等人的路线，反而采取与毛泽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与及“农村包围城市”一致的方针。就后者，他早在进入苏区前，已多次公开质疑中央要求红七军攻击柳州、桂林等大城市的方针，进入苏区后，同样反对王明一意攻打赣州的决定。在他眼中，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冒险方针。

与毛泽东路线偶合，甚至被打成“毛派头子”，并不存在邓小平盲目奉信教条，事实上在第一落前，邓小平只在苏区见过毛泽东一次，在这之前也只在八七会议见过一面，两人实无任何直接关系。可以说，这些决定都是他从观察与思考当中，对大革命后苏区的发展方向问题，得出与毛泽东相同的答案。邓小平辨清问题，再择善固执的办事方针，此后还令他两次“堕马”，但更重要的，是他不畏强权与实事求是的处事风格，逐渐为他赢得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是他能成为第二代核心的关键──也就是他的“权力合法性”所在。

邓小平最后被指令到边区巡视工作和接受劳动改造，被流放至有“中共苏区西伯利亚”之称的乐安南村，其后更“落难宁都”，被派住山上开荒。政治上的挫折没有让邓小平屈服，在南村区中他仍执意表示“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但令邓小平最为不堪的，大概是第二任妻子金维映选择在这个时刻离开他，并与李维汉结婚。“金维映”三个字，成为邓小平一生中少有设置的“禁区”──邓不提这名字，也没有人敢在他前面提。

邓小平的第一落没有维持多久，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得知事件后，就以辞职向博古施压，要求把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邓在总政治部无甚工作，主动请辞，结果被派住宣传部，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继创办《右江日报》与《瑞金红旗》后，“油印博士”再次重操故业，并大幅改革《红星》。其间，邓小平亲自执笔写了大批文章。《红星》在1933年创下仅在江西根据地已年销1.7万份的纪录。

中共长征期间，党与政府的机关报《斗争》、《红色中华》等刊物陆续停刊，邓小平主编的《红星》却神奇地继续刊行。邓小平的行装只有两个箱，里面装的就是蜡纸、油墨与纸张等印刷材料。这大概就是邓小平强调的，只要是有价值、正确的事就须坚持做下去的范例。

中共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同时也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式的王明路线。数日后，邓小平接受来自毛泽东的新任命，结束在《红星报》编辑部的工作，也同时正式成为原来安在他头上名衔──“毛派头子”。终其一生，邓小平始终贯彻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辩证思想，而且在方法上比毛泽东更为准确。

毛泽东也非常欣赏邓小平，真正将邓提拔至领导人位置的，同样也是毛。1956年的八届一中全会，邓小平迎来自一落以来的人生高峰，晋身新设的中央委员会常委会，并获毛泽东提名并推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那时的中共中共尚设有主席，刘少奇出任副主席，职位也比他高，所以严格而言邓小平还是没有坐在一把手位置──事实上他从未在职位上担任国家或党的第一把交椅。但毛泽东提拔刘少奇与邓小平，把他们内定为共同接班人的用意已昭然若揭。

但自五十年代始，毛泽东的政策开始未能彻实符合过往坚信的实事求是原则，中共在他领导下发动连番政治、经济、社会运动，不但“百姓苦其劳”，农业集体化与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更有不少人性命不保。刘、邓认识到国家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经济须按照实际环境循序渐进，不可被理想主义冲昏头脑。对于如何从革命党过渡至执政党，由革命过渡至建设，中共中共再次出现分歧。

电影《头文字D》中有一句经典对白：“神以前都系人，不过佢做到人做唔到嘅嘢，之后佢就系神。”毛泽东的确做了很多凡人所不能完成的大事，时至今日，他在不少大陆人心中还是带有一点“神性”。但邓小平不是个信“神”的人，毛泽东在他心目中是个伟人，但绝不是神，人总会犯错──而建国以来毛泽东也确实犯了不少错。

邓小平在1965年第二落之前，对毛泽东的态度可谓是如履薄冰。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杨俊用“敬而远之”形容邓在这段时期对毛的态度，可谓恰到好处。一方面，邓对毛这段时期的左倾、冒进政策显然心存不满，但另一方面，邓又深明现实政治上不可能否定毛泽东，又另一方面，邓也是敬重、奉信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即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

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开会讨论《二十三条》，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就是其一。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再次批评邓小平自1959后从不向他汇报工作。但邓小平的谨慎处事作风，始终没有让毛泽东判定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加上在批评苏修问题上，邓小平始终是毛泽东的利器，用毛的说话，邓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毛甚至说过“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单就这点上，已足毛泽东对刘少奇与邓小平的权斗，本质不可能一样。至1965年秋天，周恩来向王稼祥表示林彪与邓小平，同为党主席的接班人选。晋身常委快将十年，刘少奇在发动文革前夕已不在接班人选之列，但邓小平没有被“DQ”。

到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刊贴大字报，号召“充分发动”“革命人民”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毛泽东认为这符合斗争精神，大概他也认为这是1962年北戴河会议后推行的四清运动（由毛泽东发动，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演变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用以提防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延续。《人民日报》在毛泽东批示支持北大的大字报后，于6月1日刊登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决意追求“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执意要发动意识形态斗争，寻求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由这时期开始，毛泽东思想可谓已然严重左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也已成形。这种思想与中共领导层的主流意识，也就是要限混乱局势发展的取向，背道而驰。中共中央出现“两条路线”之争，刘少奇与邓小平代表的务实、惯例派，开始受冲击，更被毛指摘为“路线错误”。

刘少奇被斗垮可谓已是毫无悬念的事，但拖倒邓小平却难说是毛的本意。但这时候却有一个人一心要斗垮邓小平，那就是与邓同列“接班候选人”的林彪。中共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八大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8月5日写下、8月7日公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开始集中批判刘少奇与邓小平。全会后，林彪成为唯一副主席，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权力开始移向中央文革小组。

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乘势在12月25日，经张春桥发动清华大学造反派在天京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在请示批斗刘少奇的公文上，删掉“少奇”二字，补上“邓、陶夫妇”，造反派旋即“抄家”。其后更调走邓小平的秘书与警卫，家人也被勒令迁出中南海。到10月，中共八大十二中全会，刊发早在7月写成的〈党内另一个最大走资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决议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并流放至江西新建县，在老部下罗朋主事的拖拉机修配厂工作，是为“二落”。

毛泽东在邓小平二落过程中的取态，并不与林彪完全一致。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文革开始时，毛还要求邓与林“搞好关系”，只是邓、林会面一次后，就“谈崩了”。在陈伯达批示斗邓的一天后，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谈论接班人问题时，仍然强调刘、邓区别，并说到：“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就是说，邓小平三起，是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八大十二中全会，林、江等人已执意要开除邓小平党籍，但毛泽东拒绝了，这已为邓小平复出埋下清晰的伏笔。到中共九大召开时，毛泽东已有意让邓小平复出，但林彪与江青等人强烈反对，毛只好作罢。换个角度看，邓小平复出，只待一个时机，也就是林、江等人势减或倒台。前者属必然，后者则有偶然性──但偶然阻止不了必然。

1971年，林彪夺权失败，逃亡时坠机死亡，最大敌人消失，邓小平复出有望。1972年，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当众提及邓小平，周恩来即暗示将这事传开去，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同年8月，中共中央通知江西省委，解除监督。到1973年2月，中共中央借周恩来病倒，召邓小师回京，邓一家离开住了三年的“将军楼”，北上京城。3月10日，毛泽东批示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到年底，邓小平已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全面复出。

林彪不在，但四人帮尚存。关于最后一次浮沉，邓小平在1987年10月会见匈牙利领导卡达尔时说到：“我又被四人帮打，我是三落三起。”文革的最后期，四人帮开始动员“反经验主义”。所谓反经验主义，实则上就是否定以实践检验真理，明显冲着周恩来与邓小平而来。反经验主义的四人帮，却是深明经验主义的重要性。二落中没有把邓小平斗垮，除了毛泽东要包他外，关键还在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王洪文与姚文元等开始公开批判邓小平，不满四人帮的北京群众在天安门集会，触发四五天安门运动。四人帮乘势指摘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下令镇压并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毛泽东在这次事件中再次保住了邓小平的党籍。

邓小平三落之后，基本上已成为了实务派的标志人物，也成了反四人帮、反左倾的代表。毛泽东死前，潦草六字，书下“你办事，我放心”予华国锋。华国锋执政大半年后，联合叶剑英等元老收拾四人帮，一时成为“英明领袖”。但华国锋在这时作了一个致命决定，坚持“两个凡事”，中共党内的左倾阴霾还没有完全消散。

1977年3月，陈云在中共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求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获叶剑英、聂荣臻、王震等人支持。在一众相信中国应该走和平与发展路线的中共高层的推动下，奉行实务原则的“毛派头子”终于在7月21日复出。十届三中全面中，恢复邓小平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长职务。

其后，正式展开我们熟知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构成不久后也开始成形。关于邓小平的更多分析文章，请留意第48期《香港01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