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禁年代｜记录北京地下书商怎样照顾政治犯手足｜来稿

2001年和作家野夫相识于北京，那时他正和一群也是六四受难被关过的诗人、作家们，在搞出版，也就是地下书商。由于六四时，我在天安门广场采访，写了一本《天安门纪事》，我们像一种拥有共同禁忌的“秘密记忆者”，自动就相熟起来。相识的过程也极其简单，你只要说出当时你在那里，做了什么，如何受难，彼此便心知肚明。

看不见的江湖──北京的地下书商　｜　文：杨渡

野夫本在海南当警察，看了六四，便把警徽交还了，也不顾同仁的相劝，兀自千里单骑，骑了一辆摩托车回到湖北，帮助六四受难者，或逃躲，或流亡，却不料后来受了湖北作家熊召政的设计陷害入狱。出狱后，眼看湖北找不到工作，无路可走，便决计到异乡谋生，自此来到北京。他碰上了也是六四遭难的诗人李亚伟等人，在他的介绍下，开始靠写稿谋生，后来做起了书商。

野夫｜本名郑世平。土家族。1962年出生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最边远的小村。1978年考进湖北民族学院中文系，同年开始诗歌创作。1982年组建鄂西第一个诗歌社团“剥枣诗社”。1985年担任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1986年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组建湖北省“后现代诗人沙龙”，出版诗集《狼之夜哭》。1988年分配到某省会公安局，1989年因为支持学生，公开宣布退出警界。之后因参与掩护民运人员及“泄露国家机密”，被捕判刑。1995年减刑出狱，到北京谋生成为民营书商和自由撰稿人。自198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诗歌和散文收入多种选本。曾获2006年“第三代诗人回顾展——杰出贡献奖”、2009年“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非小说类”、2011年“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2012年“中国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2012年应荷兰国家文学基金会邀请成为阿姆斯特丹驻市作家；2013年受邀至德国科隆担任驻市作家。

那时，正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全面向钱看。可是你向钱看，钱不一定向你看，一片开放改革之风，社会风气丕变。许多如何赚钱、如何经商、华尔街如何致富、经营术、人脉运用术等书籍，乃至于稍有黄色的港台书，各种情色杂书，全面出笼。他们就是趁着这一波热潮，走上出版之路。

大陆的出版是有管制的。你得有出版社，有国家给的书号，才能出书。问题是，所有出版社都是国营，大都由一些老人把持，难免教条，编辑内容与时代脉动脱节，于是这些年轻生猛的地下书商就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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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跟国营出版社买书号，一本约莫人民币万把块（当时薪水还低，物价还较便宜，万把块数目已不小了），其余编辑、稿费、印刷等全部自付，印出来之后，交由各地的“二渠道”发行。

“二渠道”也是地下的。那是有别于全中国唯一的公开发行渠道──新华书店，另外自己做的发行。各地的二渠道书商早有连络，否则以全中国地域之辽阔，如何发出去？当时交通运输以火车为主，通过火车的货运系统运送到各省的主要城市车站，书一旦送达，便发行到各地的小摊贩、书报亭、流动书摊等。有些地方，因为关系好，也会流入在地的新华书店。

这些流动摊贩根本无法固定结帐，怎么可能按书的销售折扣收钱？所以，二渠道书商全部用买断的。从上游的出版到中间的发行，一路买断，因此折扣特别低。

如何在大陆订那些书

在大陆，有一些地下书商的图书订货会，他们约定一个时间，地点则选在某个城市的饭店之类的，书商与二渠道发行商聚集，喝酒聊天。书商把准备出版的书的选题、作者、内容等，做一个简介，渠道商则看自己的判断，决定要订多少。有时，交情好的，或认为要帮兄弟的忙，便会订得多一些。然后，发给中盘的各省市。各省市再去发给小摊贩，一路买断，以免无法催收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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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和这一票大牢里关出来的兄弟做的就是这种买卖。李亚伟、老家、胖子等等，都是这个路子。他们互相帮忙，挣钱谋生。行有余力，还可以帮忙受难的兄弟一把。

像刘晓波出狱没钱生活，他又是一个书生气的人，不会找生路，也不愿白受人帮忙。于是野夫帮他想了一个办法：做一本书。

他找了王朔和刘晓波对谈。谈的内容从文学、小说、艺术到文化现象，内容极是庞杂精彩。但刘晓波不能出面具名，他是被禁的作家。于是野夫帮他取了一个无人认识的名字“老侠”，王朔则帮书取一个古怪的书名，叫《美人赠我蒙汗药》，靠着王朔的大名，书大卖。王朔义气，稿费分文不取，全交给刘晓波。

王朔与刘晓波的那些年

这事，若非野夫一手操办，他自己说出来，谁也不知王朔这个“一点儿正经没有”的人，竟有这一等一的侠客义气。（王朔与刘晓波事，精彩万分，此处所述不及万一，敬请参阅野夫著作《看不见的江湖》，台湾有出版）

这就是北京的地下出版世界，一个“看不见的江湖”。

我们在北京相遇，酒酣耳热之际，谈着北京的地下书商与出版，便谈起台湾的出版。我于是聊起当年台湾年轻人如何看禁书，搞地下出版，开了阅读风气，从而开启了一个开放社会的门。“兄弟，莫说你们现在的地下书商无用，只是赚钱，这个地下社会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这大约是我酒后说的。接着又说了几个台湾禁书的故事。

两岸禁书年代与故事

当然，我们也不免谈到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与这些禁忌的逐步开放有关。那时，北京友人对民主改革满怀希望，总期待从台湾找到一些借镜，或者台湾人努力一点，证明中国人也是可以实践民主理想的。

便是在酒后的快意中，胡说了一些故事，他们大感兴趣，笑说：“你何不写出来，给大伙儿看看，台湾是怎么走过来的。”

那时，钱钢正在主编《南方周末》，也有一帮朋友在那里做事，于是想写了给他刊登。作用是给大陆的友人打打气，说明社会的开放总是有一个过程，它不是靠政府施舍的，而是像挤门缝一样，慢慢把门挤开来，开放社会才逐步来临的。

于是，我写了“禁书的故事”，发表于《南方周末》。这便是这个《禁书的年代》的缘由。

《南方周末》专稿发表后

如今，北京地下书商的世界早已风流云散，梦醒时分，各自流浪到大理、成都、哈尔滨、香格里拉、西双版纳、清迈等地，写书、写诗、种茶、谈恋爱，乱世流放，只留下记忆中的江湖。

我也以为禁书对开放的台湾社会已是昨日黄花。却不料，三十几年后，当年搞禁书的某些人，做地下刊物的党外人士，如今当了权，竟还想搞查禁书刊，而且用钱用力控制媒体，关电视台。最令人瞠目结舌者，戒严下，当政者还知道心虚羞耻，如今是堂而皇之，喊着反共的口号，硬生生把“红帽子”当血滴子，跟1950年代白色恐怖没有两样。

于是，我想起这一篇禁书文章，便拿出来和朋友分享。

回顾着禁书历史，也想想，台湾的开放社会是怎么来的，还要再回去吗？回得去吗？门还可以关得上吗？

重刊出来也不是想提醒谁“莫忘初衷”，我对权力者不抱期望，而只是想在回顾中提醒自己，和还愿意相信理想的人：“哪，你看，戒严下都不怕了，现在要重新搞禁忌，那就重来一次吧！”

无论如何，地下社会，比地上世界危险，但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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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渡，诗人、作家。喜欢旅行、阅读、电影和足球。最喜欢的地方，是新疆和阿尔卑斯山。大山大水，以及无尽的沙漠。最喜欢的电影是《直到世界的尽头》。生于台中农村家庭，写过诗、散文，编过杂志，曾任《中国时报》副总主笔、《中时晚报》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主持过专题报道电视节目“台湾思想起”、“与世界共舞”等。着有诗集《南方》、《刺客的歌：杨渡长诗选》、《下一个世纪的星辰》；散文集《三两个朋友》、《飘流万里》；报道文学《民间的力量》、《强控制解体》、《世纪末透视中国》、《激动一九四五》、《红云：严秀峰传》、《简吉：台湾农民运动史诗》、《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和台湾农民运动》；长篇纪实文学《水田里的妈妈》；短篇小说集《九天九夜》；戏剧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新剧运动》以及历史纪实《有温度的台湾史》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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