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年代｜回避政治审查出版奇观　谁想到金庸都会有被禁的一天

编按：去年底台文化部举办“未来五年图书免税施行说明会”，传出消息称台湾文化部要求台湾出版由大陆（包括港澳）授权、简体字转繁体字的书，必须先向文化部申请许可，通过才可申请书号。据报，政策将于下月实施。此举引起台湾文化界热议，令人联想到戒严时期的查禁岁月。台湾作家、诗人杨渡，连日在脸书发帖，撰写短文回顾自己文青时代生活于戒严时期的经历，从金庸作品谈起……

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最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小白龙任大同”，作者还写了司马翎。

被查禁的金庸　文：杨渡

旧书摊寻禁书还不满足，我们就进了台中省立图书馆。不知道为什么，那里还保留许多已经查禁的书。而早期的《文学季刊》、《现代文学》、《文星》、《自由中国》等，也可以找到，只是某一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

多年后在叶荣钟的杂文里才读到，1950 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把图书馆里关于三、四十年代没有撤退来台的作家作品、出版物、杂志等等，以及日据时期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社会分析、左倾色彩的书，全部找出来销毁。他一本一本的查，一本一本的向那些平装精装的、饱含了思想和文学内涵的书告别。一个读书人啊，还有什么比这个工作更痛苦的呢？

然而台中省立图书馆终究有一些“未烧书”，保留了某一种开明的风气。因为像李敖、柏杨的书，并非每一本都查禁。他们人已入狱，一般的图书馆都全面禁了。唯有台中省立图书馆，只拿下禁了的书，其它还保留著。比起我后来在其它图书馆所见的模样，简直好太多了。

老眷村外的武侠小说出租店

台中省立图书馆对面是一排老眷村，搭著违建的矮小平房。聚集的老兵卖一些馒头、大卤面、小米稀饭之类的，中间有一家武侠小说出租店，老板五十开外，东北大汉，个性有一种大兵的直爽。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多月。当时的武侠小说是用报纸的纸张印刷，分成小本小本装订。一套《神雕》，竟有二十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最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小白龙任大同”，作者还写了司马翎。

多年以后，台中省立图书馆已经全面改建，所有的书肆与风景早已不再，我重新想起这场景，才明白1949年的时候，随著国民政府迁徒来台的一百三十几万人，其中竟有三十几万人竟是高级别的知识份子、读书人，当时想渡海来台的逃难者太多，台湾省主陈诚怕共产党渗透，也怕来的人太多，台湾无法负荷，就规定必须有一定级别（如大学教授、校长、研究生等）才能发给入台许可。然而他们来到台湾，才发现此地没有这么多高等学府，只有一间台湾大学，连中央研究院都还在流亡。他们飘荡来到这个小岛，无以为生，仿佛也就只能以租书店、旧书肆、豆浆馒头店等，寄托此生。

于是，高中的我们，竟会在街头转角、红灯区外的小书摊子、卖豆浆小店，看见拿著线装书在读的老头子。就来了小岛，成为无人知晓的乡野传奇。

读大学之后到了台北，第一件事就是去明星咖啡屋前，看周梦蝶独坐街道边，一排简单的书架前，独自翻看著书，仿佛与世界隔绝了一般。

这形象真太熟悉了，从红灯区外的小书摊、租书店，到明星咖啡屋，到台大前面的违建旧书摊，他们可能是世家子弟、书香门第、大学才子，只因乱世，最后在街道边独坐阅读，卖书为生。他们的身影，仿佛是一个寂寞的、流离飘荡的世代的缩影，揹负著被埋没的身世和故国的旧梦，最终在书堆中，寻找一个归隐的角落？或者是一个武侠的幻想世界来遗忘人间的悲苦？或者是文学的安慰来渡过这残损的人世呢？

【本文获作者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辑撰写】

作者简介｜杨渡，诗人、作家。喜欢旅行、阅读、电影和足球。最喜欢的地方，是新疆和阿尔卑斯山。大山大水，以及无尽的沙漠。最喜欢的电影是《直到世界的尽头》。生于台中农村家庭，写过诗、散文，编过杂志，曾任《中国时报》副总主笔、《中时晚报》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主持过专题报导电视节目“台湾思想起”、“与世界共舞”等。著有诗集《南方》、《刺客的歌：杨渡长诗选》、《下一个世纪的星辰》；散文集《三两个朋友》、《飘流万里》；报导文学《民间的力量》、《强控制解体》、《世纪末透视中国》、《激动一九四五》、《红云：严秀峰传》、《简吉：台湾农民运动史诗》、《带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和台湾农民运动》；长篇纪实文学《水田里的妈妈》；短篇小说集《九天九夜》；戏剧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新剧运动》以及历史纪实《有温度的台湾史》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