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七月・专访】书籍设计不会令人爱上阅读 只连系人与书缘份

撰文: 陈盈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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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展又过,全城对于书的热情仿佛一下子又冷却下来,一时也搞不懂香港人到底是爱书,还是不爱。
今年书展最多人买的是食谱《鼎爷厨房》,另一本畅销书,是桌球手傅家俊职业生涯第20年推出的自传作品《147人生傅家俊》。其他例子不多说了,香港人的阅书品味,大概已可见一斑。
好奇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香港人今时今日的阅读习惯和口味;这天找到独立出版社创办人Renatus(胡卓斌),从书籍设计、出版聊到书店经营模式,试图找出当下香港人与书的关系所在。

摄影:陈嘉元

现在太多书商只著重功能化一面,为了压低成本,无论书本是什么性质、内容,都是用同一种物料、尺寸、纸质,试想像你吃什么都用同一只碗,是吃到的,但人类的文明不是这样,书是文化,但文化不应是这样的。

这天推开独立书店Book B的大门,Renatus正在店子尽头的吧台泡咖啡,关于书,咖啡比起一切开场白都更加恰到好处。身兼书籍设计师、出版人与书店店主于一身,Renatus当然重视书,但他这几年经营独立书店与出版社,却不止为了贩售书本。他总把一句说话挂在口边:“书店作为一间店不是为了卖书,而是介绍文化。”背后更深厚的意思是:“书店是文化的倡议者、文化的导赏员,有责任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本带给读者。”所以他坚持书店要有书店的格调,一种“class”,而不是将销售放在最前,于是书店三分一的位置留了给咖啡吧台。尚未说到今年书展的销情,提起坊间书店总把旅游书放在当眼位置,Renatus就已掩饰不了他的反感。“不是说旅游书没有价值,而是书店作为一个文化场所,重要的是文化,而不是迎合消费者口味;偏偏愈来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是的,香港既有的阅读市场一直未能满足到他。

他最初从事书籍设计,在三联,只做了3个月就辞职了。主要原因是,他做每件事都会不遗余力地探索本质。“出版,在我的世界,要服务的不是读者,是内容,是文字。”他记得当日为某本书设计了一个白色封面,却被书店店长质疑白色太易弄污,不好销售。“你要一个设计师牺牲书本的品位,去成全所谓的‘容易打理’,我不能认同。”对他来说,现今主流书店以商业思维去限制文化传播的思维方式,令他最难以接受。

到底是谁教育到读者书本弄污了就是不好?为什么不可以celebrate纸上的痕迹也是一种美感?

 书本直观城市核心 

加入书店前,他曾经在知名设计师李永铨的设计公司任职,他觉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塑造了他的视野。“他告诉我设计的本质是什么,设计师有责任去形塑社会面貌,令人知道自己是谁,这些东西是很难用口去传递出来的。”他明白书本之于一个独立个体,以致城市,也要发挥同样的作用。“我常说,只要看一个人的书柜,你就会知道他是什么人,你看的书就如直面观照你的内在,无法骗人的。”而放大至一个城市,人们追捧什么书、接纳什么书,也在反映社会文化取向的广度和深度。

在Renatus眼中,离经叛道的书有趣,在于它会突袭你的思维。

或者书展又一次告诉我们,香港人不是不看书,只是看得不如台湾、中国、日本的读者那样广阔,好卖的工具书、旅游书继续大行其道,其余的内容却会因为缺乏读者而严重萎缩,形成非常不平衡的发展趋势。走在书展如是,主流书店如是,Renatus慨叹香港阅读选择的狭隘。但他认为这结果并不能直接归咎于读者的兴趣与品味,更大的责任在于业界。“不应该相信有demand才有supply,应该是有想法的人先跑出来提供更多选择,才会慢慢酝酿起丰富的阅读环境。”他点出了业界的僵化,如何限制了文化空间,“例如现在太多书商只著重功能化一面,为了压低成本,无论书本是什么性质、内容,都是用同一种物料、尺寸、纸质,试想像你吃什么都用同一只碗,是吃到的,但人类的文明不是这样,书是文化,但文化不应是这样的。”他说,“站在一个书籍设计师的角度,我很不满足。”

作为设计师,作品的第一印象由我操刀,我就像一个导赏员,引领读者怎样去感受这本书。

不是要追求特立独行,而是他觉得书设计是有它特定的功能,理应要发挥。“我会相信别人眼中不实际的也是很实际的部分,例如感觉就是很实际。我有一日很伤心,想要一本书安慰自己,如果眼前是一本硬皮、过胶,像经济学图鉴之类的书本,我很可能就不会拿起来读,就会错过了一本本来适合的书本。我只是尽量希望人与书这份缘份,可以更合理地呈现;其实设计怎样做都可以,但我希望至少令作者target的读者不要错过它。”他又说:“我觉得书籍设计和做一只茶杯很相似,茶杯设计得再美,也不过是一个容器,不会令你爱上喝茶。但茶杯是一个美学呈现,就如一本好的书配合到一个好的设计,就好像一杯好的茶,遇上适合的环境,用适合的器皿去盛载,是一种艺术升华。”不过,在坊间要找到好的“茶杯”也不易,“香港大部分出版社只求统一易处理,是他们令自己愈来愈面目模糊。”

书为什么只能有一种Form?可不可以没有文字?突破平面?

只是单单作为书籍设计师,他觉得很难改变这局面。“香港尚未培养出成熟的视觉编辑,尚未提供空间给设计师与作者做他们觉得应该的事,而只管卖纸。”于是他决定创立Book B,从世界各地搜罗最有趣的书本;成立出版社Mosses,为他们欣赏的作者、题材造就出版机会;真正由编辑内容、制作出版、销售各个层面去进行改变。Book B的名字背后有特别意思,“Book B的意思是暗示有Book A的存在,不是互相排斥,只点出彼此目标不同。”成立以来,他们一直都在巩固自己相信的价值。“我们这里最出名是多怪书。”其实怪不怪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要“surprise people”,重启人们对阅读的兴趣,“我们想培养一种气氛,让人体会阅读的快乐,回想为何要看书。”

文字看不懂也无妨,因为Renatus相信阅读是很个人的,只要自己去领悟就好,书本的原意大概不是最重要。

他们最近在筹备以“Private Reading”为名的读书会,让小部分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分享有趣的书本。“我们试过一起看4本书,看了7个小时。”那次看的是《Plethora Magazine》,一本以哥本哈根为基地的大型杂志,每年只推出一期,视觉效果尤其震撼。他们在书店关上灯,大家就像走进电影院看戏一样,安静地专注于每一张页面之上。“大家看到舍不得离开,这就是纸本的力量。是杂志的尺寸、排板,将这些内容、画面更强大地呈现。你试试在ipad上看,根本是两回事。”Renatus相信,读书会的反应证明了这个城市不止容得下独特的书,还懂得欣赏理解这些书本的价值。“我希望未来香港再有好的作品出现,他们会考虑不再以罐头形式出版,令人真正喜欢整部作品,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慢慢酝酿出更好的阅读气氛。”

很难想像一个7小时的读书会仍会教人意犹未尽

要让书籍彻底脱离“罐头形式”,Renatus也不为出版社设立任何框架:没有定下一年出多少新书、不会既定成本比例、不会规限内容;唯一条件,“只造我们自己认为好的书。”看似虚渺的标准,背后的动机却很清晰。“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很适合培养文化的地方,有各种外来文化、次文化,但在大多书店中却看不见这种多姿多彩。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就先要承认自己拥有什么文化;就如一直以来香港都是中西混杂,我们说一句话也是中英夹杂,这就是香港。所以我们出版许多书都有两种、甚至三种语言;内容的阔度也会一直扩大,不想有太多设限。”

为一个京都艺术展览筹划的专书,用上近乎最顶级的和纸,不计成本制作。Renatus却没想过带到京都的100本存货会在几天内卖完,“原来好的东西真是有人懂。”。

 独立或主流,又是谁定的? 

这种独立于主流、不计回报的经营模式,过去经常被质疑是否能够持续,甚至生存。“在这个阶段,我们完全是基于一种实验精神去造书,我觉得这也是目前香港出版业需要的精神。书本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确有它的时代意义,但现在书籍已出现了太多既定的规范,无论是内容、出版模式、销售渠道亦然。情况就像最初人类发明建筑,会先从开发工具开始,但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技术经已变得成熟,但创意反而会被工具限制。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独立出版,不为否定主流市场,而是再次以盘古初开的形式去发想书籍的可能性。”

然而,这里,没有允许与不允许的。
只要你放纵。纵然,微小/瞬间。

— 夏芝然《异色的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