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义工｜吃个芒果也怕染伊波拉？港产病毒学家分享西非抗疫点滴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确诊人数每天增加，各个地区都得阵以待。
传染病的可怕，就如近年在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死亡率可达50%，且令人防不胜防。透过曾亲身到西非参与义工工作，香港病毒免疫学学家蔡文力所撰写的《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学家的见证》，大家将可更了解人类跟病毒角力的危险与挑战。
我刚到塞拉利昂是2015年6月，那时疫情高峰期已过，伊波拉已经受到控制，新增个案大幅回落，街上再没有惊动国际、令人肝肠寸断的场面。但是宵禁仍然生效，政府禁止一切大型活动，包括球赛、音乐会和的士高，晚上6时过后不准在街上流连，绝大部份商店和食肆都关了门。街道上行人稀疏，市面一片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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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实验室却刚刚相反，忙得如打仗一样。我们一队新丁到埗后，上一队测试人员便功成身退，交替时间只有两日，我们要立即上手。现在只要一想起伊波拉实验室，仿佛就会闻到那股强烈的漂白水味，一比一百，一比二百。中心开幕的时候，员工还未掌握好实验室要用什么浓度的消毒漂白水才适合，很多人一入实验室就开始咳，咳到放工。几个月之后，实验室门口出面那张欢迎地毯已长满了尖尖的白色结晶体。
我们一队分两更，上昼班上午6时至下午2时，小息可以去饮水；下昼班下午1时至10时，但其实做到完成为止。一入实验室就要戴手套和穿保暖衣，因为伊波拉不会空气传染，所以平时不需要戴口罩。做不同的测试步骤要加着不同的保护衣物。伊波拉病毒实验有几种设计策略，有些先进的实验室选择以人作单位隔离，工作人员要佩戴全副装备，包括空气净化头盔，像太空人一样，用完即弃，在负压设施内工作；另一些实验室则是把病毒隔离，工作人员穿着普通的保护衣在透明的隔离箱内处理样本，看似在一个热带鱼鱼缸内洗碗。我先后去过六个伊波拉实验室，全属后者。整个测试程序，每一步都需要消毒，每一个样本要包两层胶袋，每一层打开时都要消毒。所以其实我们大部份时间真的在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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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技术主要是做聚合酶连锁反应的分子病毒测试，用萤光测试伊波拉病毒。首先，我们要在隔离箱内洁净和预备样本，把所有病毒杀死，再抽取样本内的遗传基因，然后才检查这些基因内有没有伊波拉病毒的遗传因子。全个测试程序最快要两小时，假如测试结果不明确，便要重新再做一次。如果血液样本有杂质，测试失败，便要再测一次，害病人呆等七个钟。最难受的就是做完病毒测试后，结果要将一家人分开。如果小朋友的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但父母呈阴性反应，中心人员便要带小朋友独自进入确诊个案病房隔离，这可想而知对大人和小朋友都是极之可怕的经历。我也化验过一对孪生子，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只得一日大。之后再收到他们的样本，才知道他们同月同日死了。
如果伊波拉病人的血液病毒载量每日越来越高，他的病情可能正在恶化。如果病人的血液病毒载量越来越低，化验结果介乎阴性和阳性反应之间的话，我们便知道她快将出院了。接触了很多样本后，我们慢慢也开始认得出本地人的名字，位于北方的马卡尼市， 多数是谭姆恩族（Temne）族人，姓氏大多是Kamara、Sesay和Bangura。男的名字最多是Mohamed、Mohammed、Mo和Ibrahim，可能半条街都是Mohamed Kamara。女的名字多数是Mariama、Mariatu和Kadiatu。有些名字却很特别，如Fanta、Alien、Innocent、Culture，还有足球员Messi（美斯）。
很记得第一次坐在隔离箱处理血液样本，我不断提醒自己，惊都不可以手震，手震都不可以倒泻，真的倒泻了也要冷静应对，看看怎去收拾残局。谁知，我越想冷静，越想做条冻青瓜（Cool as a cucumber），便越头轻轻，越想晕。难道我这个香港代表连一日都顶唔顺？！怎向乡亲父老交代？！又话打不死？！就这样，像《海底奇兵》的多莉（Dory）说Just keep swimming，我便Just keep breathing，一呼一吸顶硬上。最危险的步骤是要在隔离箱内打开样本，抽取血液。所以队员每日也会花时间慢慢检查手套和隔离箱的结构完整性，无穿无烂才开工。也许医护人员有时真的太忙，有连用过的针和刀片也跟样本一起送来，考我们的眼力。有一次样本的表格也渗满血渍；也有一次，医务所送来一个有愤怒鸟图案的胶袋，但样本容器没有盖实，怀疑有病毒的精液样本在袋内游来游去，我真的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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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没有危险的步骤当然是每晚电邮结果至总部和世卫。医疗中心有互联互联网由器，高高的绑在扫把上，还试过被雷劈中。但无论有无俾雷劈，中心的互联网都很慢，有次试验结果的电邮怎样也发送不出去，凌晨空着肚，最后仍无功而回。全盛时期，我们实验室的样本多到前后左右所有雪柜都不够装。实验室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间伊波拉检验工厂，队员组成输送带，一人只做一个步骤，紧守岗位如穿胶花，穿足成日，也希望熟能生巧越穿越快。在那段日子里，我转全日制，每日做十五个钟，夜晚放工试过未除鞋就瞓着，醒来才发现自己睡在蚊帐之外。
每个伊波拉医疗中心建在不同的地区，负责的组织团体不同，住宿舍伙食自然也有差别。有些中心的义工，每日三餐有牛角包、澳大利亚牛扒加甜品，还可以打包。我第一次出差时，因为中心厨房有老鼠，也不知道已经死了多久的臭咸鱼又被很多乌蝇缠着，安全起见午饭时间我们都只饮水。六个星期之后，男的裤头松了要买皮带，女的上围细了不用着胸围。
有次深夜放工，旅馆已经停止供应晚餐，我回到房间，对住看更送的一个芒果。突然间我变成了一只狼，袭击这个快要熟透的芒果。剥皮后，我十只手指已沾满了芒果汁，我闻到浓浓的芒果香。其实我已经开始食了，但视线始终离不开芒果皮上面的一个细窿。有动物咬过？蝙蝠？会不会是蝙蝠？有蝙蝠咬过我手上的芒果？那一刻，我要比在病毒金鱼缸洗碗更加冷静。根据流行病学家的研究，这次西非伊波拉疫症很可能由一个芒果引发的。几内亚的小镇盖凯杜镇有棵很大的芒果树，经常有蝙蝠飞来食芒果。一天有个两岁大的小孩在芒果树下玩，并吃了一个被蝙蝠咬过的掉地芒果。那只蝙蝠带有伊波拉病毒，感染了这个小孩，继而触发病毒在社区传播。所以塞拉利昂政府也四处张贴宣传海报，说吃水果前要先用番枧洗净消毒。怎办？我手上的有窿芒果呢？吃了会不会引发另一场疫症？做过几分钟风险评估之后，我决定用番枧洗手，食熊仔糖当晚饭。
为安全起见，不但有窿的芒果、未煮熟的菜和有叶的沙律我们都不会吃。听说有个医疗中心，厨房用水喉水洗菜做沙律，结果成班科学家一齐屙。幸好，他们可以自己验自己的样本，看看是什么细菌在作怪。但食物欠缺乏纤维也带来了“不便”，我们一队人互相扶持，无所不谈，有谁肚痛，有谁肚屙，又有谁屙唔出，大家都一一分享。也有义工试过体力透支或血糖过低，放工一起身突然双眼暂时失去视力，漆黑一片，要停一停，定一定才回过神来。这个情况特别出现在长达一个月的回教斋戒月，穆斯林工作人员在日出之后至日落之前禁食，有教徒更连水都不喝。我们实验室内也有几个回教徒要守斋戒，为了节省气力他们会躲在一边小休。马卡尼市是个出名的蒸笼，红区病房的主管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在斋戒月会特别安排穆斯林员工当夜更，免得他们穿着保护衣物在烈日下暴晒晕倒。
挨了个几月我们一队人终于有日得到释放。阿妙知道机构的司机可以载我们去首都自由城，我们便把握最后机会到城外的海滩游水。布雷赫海滩（Bureh Beach）有潜质成为一个旅游胜地，它靠着的山脉便是狮子山。塞拉利昂8月的雨季可以连落七日雨，雷声隆隆，十五世纪的葡萄牙航海家从船上望向自由城沿海的山脉，在雷声中有如狮子咆哮，因而命名Sierra（山） Leone（狮子）。我们到达布雷赫海滩时满天密云，微微下雨。但不知是否工作得太辛苦，一班人落到水便疯了，就像几只第一次去海滩玩水的小狗，在浅滩左右乱扑。我喝着用镰刀劈开的新鲜椰子水，脚底有几只生滋狗在睡觉，心情复杂，真的打了一场仗。It's war against Ebola。临走前我们一班人自拍，我见到自己一排数得出来的肋骨，便知道是时候走了。
功成身退，在伊波拉医疗中心最后一日，我们都在更衣室墙用颜色漆油上印上自己的手印，作为纪念。现实就是如此。如果我在工作期间病倒，有直升机来救我。如果团队要紧急撤退，我甚至可以坐商务客位搭飞机回港。外国的义工在西非完成任务之后便可以选择离开，返回自己的高床软枕，继续享受民主、自由、人权和生命的保障，甚至可以选择将整件事抹掉，当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如果我投错胎到了这个狮子山，Accident of birth，现在我又会怎样写这本书呢？
《非洲抗疫之路 – 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学家的见证》
作者：蔡文力
香港出生，英国牛津大学病毒及免疫学博士，2016年获选为香港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现职为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传染和热带病系助理教授，同时负责统筹伊波拉疫苗临床测试，长期在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奔波。
毕业后曾随研究疯牛症鼻祖及诺贝尔奖得主史坦利·布鲁希纳（Stanley Prusiner） 的研究团队工作。2015年西非爆发伊波拉疫症，他毅然加入医疗团义工队，在塞拉利昂为病人进行病毒测试。之后他经常逗留当地，自组社会企业e-NABLE Sierra Leone，混合3D打印和传统技术，为截肢者制作义肢。他亦䇿划了“照亮狮子山”计划，为西非的赤贫人口安装太阳能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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