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去日本犹如返乡下。每次搜寻大阪的住宿时，总会弹出一些便宜得诡异的选择：距离心斋桥仅四公里、新今宫站步行两分钟、单人每晚二百港元。这是关西“低端人口”的集中地——西成区。西成区等同破落、脏乱、失业、酗酒、暴动，日本人视之为疮疡，当中又以釜ヶ崎（萩之茶屋二丁目）为脓头。早在大正时代，釜ヶ崎已是著名的贫民窟。二战过后，百废待兴，这里正好提供了大量胆正命平的劳动力。每日天未亮，工头便来到“労働公共职业安定所”招募日薪散工，渐渐聚集了一群日出而作、日入而赌博（或是酗酒、召妓、唱K）的单身汉。地下世界自有黑势力。在1961至1973年间，釜ヶ崎发生过二十一次大大小小的暴动，大多因为醉酒闹事、金钱纠纷而起。当时正值大阪急速发展，修桥补路尘土飞扬，日薪工人虽然缺乏保障，工资还要被黑道抽成，但仍能糊口。直到八十年代末，泡沬经济爆破，令釜ヶ崎沉疴不起。1990年，釜ヶ崎爆发了第二十二次暴动，原因是警察被发现收受黑帮贿款，触发群众神经；1992年工人要求降低综援的领取门槛不果，动武收场。随着工人们年老力衰，连暴动也变得涓涓滴滴，最近一次已是2008年：有人闹事，扣留期间却被殴打，引发工人包围警署。旧时代不复返，但工人们仍维持着老习惯，每天早上五、六点去到“労働公共职业安定所”等运到。没有工作，就开始喝酒、游荡。黄昏时，又要轮候庇护所发放的免费住宿劵——轮到的，可以洗澡、睡一觉好；轮不到，就在原地铺开纸皮，席地而睡。现时西成区有逾千名露宿者。随着“労働公共职业安定所”在2019年3月正式关闭，直到设施重建之前，釜ヶ崎遗民失去了最后一片瓦片，真正的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摄影、撰文：高仲明
工人在“労働公共职业安定所”渐渐找不到工作，但偌大的空间成为了安身之处。（高仲明摄） 露宿者朝行晚拆。天亮了，“労働公共职业安定所”又变成公共活动空间。（高仲明摄） 即使家当寥寥，漫画仍是日本人的精神食粮。（高仲明摄） “労働公共职业安定所”的相谈室。反正没有公事可谈，就变成吹水中心。（高仲明摄） “労働公共职业安定所”年终休假。但就算在办公日，也没有提供多少工作机会。（高仲明摄） 泡沬经济爆破后，釜ヶ崎的工人连最便宜的住宿也负担不起。当地NGO提供免费床位，让街友偶尔能睡一觉安稳。（高仲明摄） 工人正在轮候免费住宿劵。所有床位日日清空，住宿时间为下午五时半至翌日清晨五时。若五时还未起床，肯定抢不到工作；抢到工作的，又赶不及回来轮候当晚的床位。有工开就等于没有床位。（高仲明摄） “労働公共职业安定所”关闭后，原本已经居无定所的工人，唯有在场外蔓生。（高仲明摄） NGO的免费住宿中心设有饭堂和活动室，入内需要登记，选择自己的年龄。（高仲明摄） 每年除夕和新年，釜ヶ崎都会举行“越冬节”，是街友们的忘年会。（高仲明摄） 七十年代初，日本左翼曾介入西成区的暴动。如今左翼势力烟消魂散，但反美的鬼魂一到大时大节仍会出现。（高仲明摄） 大阪冬天严寒难耐，时有无家者冻死、饿死。（高仲明摄） 釜ヶ崎的无家者仍保留着年轻时的生活习惯。 拿起结他夹band，反转煲底、舖上毛巾当鼓打。（高仲明摄） 釜ヶ崎三角公园设有食堂，每天早上派发免费早餐。（高仲明摄） 每年五月一日，压力团体“釜ヶ崎劳动组”都会举行游行。今年大概有百多人参加。（高仲明摄） 每年五月一日，压力团体“釜ヶ崎劳动组”都会举行游行。今年大概有百多人参加。（高仲明摄） 每年五月一日，压力团体“釜ヶ崎劳动组”都会举行游行。今年大概有百多人参加。（高仲明摄） 常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但釜ヶ崎劳动组的规矩是先游行、后开餐，利诱街坊去游行。（高仲明摄） 常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但釜ヶ崎劳动组的规矩是先游行、后开餐，利诱街坊去游行。（高仲明摄） 三浦先生（中）是“釜ヶ崎劳动组”的话事人，今年七十二岁，在釜ヶ崎扎根接近三十年。（高仲明摄） 三浦先生的居所，堆满了他多年来争取工人权益的资料。（高仲明摄） “労働公共职业安定所”的相谈室就是三浦先生的“办公室”，等候寻求协助的街友。（高仲明摄） 釜ヶ崎的廉价旅馆与NGO床位最大分别是要钱，工人们有工开、挣到钱才可以投宿。旅馆现时也做游客生意，开拓客源。（高仲明摄） 以往在釜ヶ崎聚居的寡佬众多，衍生了居酒屋、卡拉OK、弹珠机以至色情场所等生意。（高仲明摄） 老人推着的的助行器在香港约售千多元。日本政府对老人医疗及复康用品有补贴。（高仲明摄） 釜ヶ崎展示了日式生活的粗糙版本。连饮品贩卖机都实行“釜ヶ崎”价。（高仲明摄） 露宿者之间时有打斗，五劳七伤在所难免。（高仲明摄） 西成区是昭和年代的遗物。工人们为大阪的现代化付出过劳力，但“建筑废料”却被遗弃在西成区。（高仲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