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0．警权】社运守护人　义务律师感激示威者为社会冲锋陷阵

香港回归20年，逾4000人次因参与公众活动而被捕，当中2014年有1,726人涉公众活动被捕，为廿年之冠。该年正是历时79天的雨伞运动，学生之间电话流传最多的讯息之一，就是寻求法律支援的电话，“出事”亦有人守护。
“守护者”是一群义务律师，收到转介的求助资料便到警署奔波，为被捕者与警方周旋。看到受助人由社运常客，到愈来愈多“素人”，有义务律师感触，社会上有人甘愿冒险追求理想，当中已做相关义务工作近10年的律师直言希望社会终达大家理想的局面，“最好义务律师消失。”

据警方统计，回归后，2014年有1,726人涉公众活动被捕，数字为廿年之冠。当年雨伞运动是回归以来规模最大及最持久的社运，共近千人被警方以不同罪名拘捕。伞运初期，学生之间电话流传最多的讯息之一，就是可寻求法律协助的支援电话，有需要时交代低身分证号码及姓名，让大家一旦“出事”，亦有人守护。

是我多谢示威者，做我无做的事。

“守护者”是一群义务律师，大律师、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亦是伞运的义务律师团成员之一，“占中前后先企得咁出，之前无做咁多。”自言担任义务律师非出于特别理念，由2014年的七一预演占中开始，透过WhatsApp群组与一群志同道合的行家联系，遇有需要个案，大家就“自动波”分工。

又唔系为左攞生意，又唔系为出名，做义务律师系买难受，真系为咗使命感。

伞运期间，不辞劳苦到警署奔波义助示威者的，还有人权律师文浩正。文浩正的义务律师生涯早于10年前开始，开初就遇到捍卫天星码头及反囍帖街重建，后者更有示威者被警方迫令脱衣搜查。然而过去10年大大小小的示威案件都接触过，早已熟习相关义务工作，但每每都有感触，“无人会无缘无故行出来，走去前线是为了出名、贪玩……边个唔想安安静静留在屋企，唔需要咁烦？”

不过令他难忘的还是伞运，他忆述那段时间是长期作战状态，一群义务律师要排更表“候命”。要数最辛苦一次，是警方正式清场那天，一波示威者被分批带去6、7个警署，幸有一群义务律师分担，“始终最辛苦的是前线示威者。”有时见到示威者家属及老师在外焦急等候，都会简单转述他们子女的情况，安抚他们情绪。

曾遇警方多种理由拖延见事主

于他而言，“律师只是一个好小的角色，尽绵力去做一小部分嘅支援，我觉得如果系讲学习法律、以法律为专业，我有幸去付出返。”是否认同示威者的理念并非他会考虑的，关键只是示威者有无运用到应有的权利。他曾遇过，要求与当事人见面时，警方以不同理由拖延，如“未揾到佢”、“阿Sir做紧嘢”，亦听过“示威者讲唔出你个名”为理由，“无话咩时期多（阻挠），因为一直都有。”

义务律师团体的成员人数由三年前的数十人，目前估计已数以百计，但文浩正直言，义务律师的存在是可悲的，“点解要有义务律师？原因不外乎无钱、无途径揾到律师。”他指，若当局有足够法援资源，公众由被捕一刻起获一定的法律支援及保障，“义务律师最好消失。”但若社会未能达至理想，他愿继续义助，亦乐见更多人以义务律师身份同行。

就示威者被捕后被拖延见律师，警方回应指，尊重被羁留人士的权利，包括寻求法律支援及与亲友联络的权利。警方会视乎案件性质及调查进度，按照既定程序及准则处理有关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