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0．廉洁】打贪变招　活用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高官屡落网

70年代前的香港贪污成风，促成廉政公署成立，一扫贪风。不过97年回归，廉洁再成问号，港人忧心内地官场贪风“南下”。廿载过去，数字上，政府涉贪趋减，国际廉洁排名微升，但罪成官员已达前特首。曾任廉署总调查主任、“开国功臣”之一的查锡我坦言，确要继续加强对高官的监察，但不认为“成个政府烂晒”，反而是执法的进步，更懂运用“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严打过往未证明授受利益“因果关系”，便难执法的灰色地带。
不过早前政圈消息指，下届政府少“外援”入阁，全因外界，尤其商界人士怕遗漏申报或过往生意关系，易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但有法律界人士直指，这只是做公职为“捞油水”的想法，亦警醒高官要“比纸更白”，“如果真心服务社会，怕咩？”

据廉署统计，整体贪污举报由1996年3058宗，经历董建华掌政的2000至2003年，连续4年超越4000宗后，渐降至过去4年平均2000余宗。至于政府部门涉贪，也由97年逾1200宗，去年已是847宗。贪污宗数趋减，香港在国际的廉洁排名则微升，据国际监察贪污机构“透明国际”的排名，香港由97年全球第18位，上调至去年第15位。

虽历风波　但未觉廉署明显受干预

不过回归后，涉贪罪成的官员则愈见高级，千禧年初有达首长级的前税务局署理局长单罗玉莲诈骗房津案、前房屋署总屋宇装备工程师陈裘大案，警队也有达宪委级的高级警司冼锦华案，近年罪成的更有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以及待上诉的前特首曾荫权。

廉署内部也历风雨，先有4年前前廉政专员汤显明酬酢风波，再有前执行处首长李宝兰“劈炮”事件，令外界质疑廉署操守及恐不再独立运作，已受政治干预。不过查锡我对廉署仍满有信心，认为未受主权移交影响，也没明显受政治干预，“个别官员心态受到大陆影响系有可能，汤显明所作所为亦对廉署好大打击，但系咪成个政府已烂晒？我唔系咁睇，大部分公务员仍廉洁奉公。”

回归后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著名案件
2000年　产业署前总产业经理岑国社把管理合约批予亲友公司，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判监30个月。
2002年　高级警司冼锦华接受性款待，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经上诉后判囚2年。
2013年　警司黄冠豪因收受食肆折扣优惠，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1年。
2014年　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及郭炳江等前新地高层，被控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等罪成。
2016年　2012年南丫海难后，海事处助理处长苏平治被揭发曾指示下属不执行有关救生衣的条例，判囚16个月。
2017年　前特首曾荫权被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20个月，其后获准保释候上诉，另一项接受利益罪待重审。

屡有高官罪成　全因活用“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不过接连有许仕仁案、曾荫权案，难免令外界质疑高官的诚信及操守，但查锡我另有看法，认为是更见执法的进步。他称过去廉署要捣破公务员贪污，先要证明其不能解释财产与收入不相称，再要证明接受的利益与影响其行使公务有“因果关系”，才可以《防贿条例》执法，而律政司与廉署回归后，却懂得活用《普通法》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严打过往未证明授受利益“因果关系”，便难执法的灰色地带。

查锡我解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只需指出人员工作有不当，毋须证明因接受利益而造成某结果，“这是廉署所拥有权力之外的武器，是尚方宝剑。”他以曾荫权案为例，原审裁判团裁定他在行政会议参与决定雄涛广播的申请时，未申报与雄涛股东黄楚标就租用物业有往来及商议，毋须证明当中涉接受利益，已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查锡我促CY别再避重就轻交代UGL事件

“权力会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会使人绝对腐化；权力越大的人应受到的制约就要越大。”如今社会关注的高官案件，就只有特首梁振英所涉的UGL案，查锡我直指特首作为行政机关最高级官员，应要更透明、毫不保留交代外界对他的质疑，梁不应避重就轻演绎为税务问题，并应交代他当时为戴德梁行代理人的责任。

本届政府任期已至尾声，惟梁振英未兑现修订《防止贿赂条例》第3及第8条适用范围涵盖特首的承诺，梁家杰也称，这难免让外界质疑梁振英是否为“照顾”自己而“走数”，他坦言下任特首林郑月娥须尽快完成有关修例，兑现她的政纲承诺。

廉署成立以来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