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江泽民逝世｜改革开放工程师 一国两制启航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江泽民知道要接任中共总书记后，恩师汪道涵以这两句话赠予鼓励；江泽民由上海进入北京后，亦是如此向邓小平许诺心迹。其时国内经历六四事件，东欧社会主义政权更相继倒台。没有中央政治历练的江泽民临危受命，一度被以为只是过渡人物，但十三年的总书记任期证明了他不负所托。站在历史的重要关口，江泽民稳定地落实了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带领国家得以昂首挺进廿一世纪。
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抗日时期于上海修读机电工程，建国初年投身工厂，并因而结识毕生之伯乐。在汪道涵的赏识之下，江泽民先是进入第一机械工业部，后在改革开放初期出任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推进广东、福建两省试办经济特区。八五年汪道涵卸任上海市长，江泽民返沪接棒。
上海是老家，工程是兴趣，江泽民原意是从市委书记退休后便到大学里做一点研究。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八九年逝世，引发的学运波及上海。江泽民一方面与学生温和对话，在不用武力手段的情况下平息了示威，另一方面从严查封《世界经济导报》，支持北京戒严。江泽民既不是赵紫阳，也不是陈云或者李鹏。江泽民就是江泽民，亦因此是邓小平同年五月为党寻找新领导之时破格擢升的人选，即使当时他并非政治局常委，不在中央政治核心。
八九内外交困 稳定压倒一切
由沪入京，走马上任。彼时国家风雨飘摇，甚至形容是危在旦夕也不为过。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接班总书记的时候，直言那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社会未从六四事件中恢复过来，中央领导层对于路线尚存分歧，“苏东波”前车可鉴，外有欧美制裁，经济改革几乎停滞不前。我们无法以历史后来的发展轨迹，来低估江泽民临危受命时候面对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其他时候较其时稳定更须压倒一切。背靠邓小平是江泽民得以稳定执政的最重大因素，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江泽民促成稳定的最重要手段。邓小平定下方向，江泽民全面落实。改革开放需要总设计师，同样需要总工程师。江泽民带着开发上海浦东新区的经验，汲取了苏联将改革重心错放政治而非经济的教训，下令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改革开放遇反动 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九零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九一年江泽民主政上海的得力副手朱镕基调任入京。经济改革的步伐愈走愈大，反动力量的声音同时愈响。保守势力不乏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又主张“要问姓社姓资”，使得已经退休、年近九十的邓小平要南巡“防左”，强调“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站在历史可能出现的分岔口，江泽民再一次展现出他坚定的原则和立场，甚至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邓小平的南巡，加上江泽民在十四大主张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令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但得以继续，而且步伐加快。由江泽民提拔入常的朱镕基亦都主导了金融体制改革，将人民银行专门划定为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中央银行，并亲自出任改革后的人行行长。
“河水不犯井水” 不干预自治事务
在六四事件后接过烫手山芋，江泽民不只需要道路自信，抵住杂音，更需要成为外界的信心之源，方能前行。上任中共总书记后三星期，江泽民在北京接见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安子介等人，表示会坚持以“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并提出内地的社会主义和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或许由于江泽民在九七年香港特区成立典礼上曾说，对董建华领导的特区政府充分信任和完全支持，“中央各部门和任何地方，都不会也不允许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规定自行管理的事务”，以致“河水井水论”后来被理解成中央放任不管的说法，但“河水井水论”显然是针对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说的。而且他不下一次公开反对英国政府九十年代在香港单方面推行政制改革，并且多次提及香港和内地互相成就、关系紧密，江泽民对香港的高度信任自然不意味着放任主义。
见证香港回归 任内四度来访
无论如何，历史不只把江泽民放了在六四事件后的中国领导人位置之上，主持改革开放的新里程，邓小平在九七年香港回归前的逝世，亦恰好象征了“一国两制”这个伟大创举是由江泽民来正式启航。在其充分信任下，香港顺利诞生了由董建华领导的首届政府，举行了首届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特区政府自行应对了亚洲金融风暴，击退国际炒家。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在居港权争议之中作出了首次释法，但并没有推翻终审法院的原有裁决，亦没有明确否定其违宪审查权，缓减了潜在冲击。
江泽民任内四度访港，包括九八年庆祝回归一周年，到访沙田医院以及马鞍山新港城，并主持香港国际机场的开幕典礼。在其离港不到半日，访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转抵香港，体现了香港特区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认同。“一国两制”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和平统一国家的方针，在江泽民的领航下实现了良好开局。
与台“三个可以谈” 对外说好中国故事
对于统一台湾，江泽民的贡献同样不容言轻。海协会九一年成立，汪道涵在其支持下成为会长，后再加入由江泽民亲自带领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九二年海协会在香港与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奠下了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础。江泽民在同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并在九五年提出“江八点”。纵然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海危机以及“两国论”重创两岸关系，但江泽民在十六大仍然宣示“三个可以谈”，令大陆和台湾危中有机，并为日后实现“大三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外方面，江泽民任内国事访问美国并达成《中美联合声明》，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申办奥运会以及世界博览会。他一方面坚持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要走，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积极对外开放，不吝与国际社会交流。六四后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芭芭拉华特斯的访问，二千年在《60分钟》与麦克华莱士详谈，再政治敏感的话题都毫不忌讳，甚至以流利英语反驳主持。用今天的话来说，江泽民说好了中国故事。
江泽民最广为香港人认识的，相信是他九六年从众人中仅与董建华握手，以及回应“钦点论”时脱口而出“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两件事情可反映他的果断和自信。而亦是这份果断和自信，让江泽民在历史关头中不辱使命，坚定地落实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回应了九十年代内地以及香港的路径需要。昂首挺进廿一世纪以后，改革开放面对经济结构矛盾的新挑战，“一国两制”遇上疏离区隔的新难题。与时俱进，是这位工程师和启航人留下的最大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