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打疫苗乃社会承担　港人应该同舟共济

时至5月，香港疫苗接种比例仍未超过两成，日前更有变种病毒本地感染个案出现，令人忧虑新一波疫情会否爆发、旅游气泡会否再次告吹。疫苗接种进度落后，既源于社会忽视防疫所需的同舟共济精神，也因为政府尚未扭转市民情绪。接种疫苗远比不接种更能令社会安全，这是铁一般的科学事实。不论政府或社会，若然继续畏首畏尾，问题便难以解决。

随着新冠疫苗相继面市，各国应对疫情的策略转向普及接种疫苗。毕竟封闭边境、限制社交距离的保守防疫政策不仅需要付出较大的经济民生代价，且防疫效果并不稳定，一旦稍有松懈，整个社会又要由零开始。普及接种有效疫苗的好处正在于，它能更好地让社会的防疫措施从保守限制过渡到开放交流，平衡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现有技术下更为稳定和持久的防疫方法。

在以限制社交距离为主要防疫措施的阶段，香港社会虽偶现爆发，但整体防控表现尚算不俗。然而，自去年底，部份国家或地区相继开始接种疫苗后，香港在疫苗接种上的表现却一直落后。截至上周六（5月1日）晚，全港有约93.6万人已接种第一剂疫苗，约51.8万人已接种第二剂疫苗，若以接种范围涵盖的约650万名16岁以上人口计算，接种率约14.3%，远远未达群体免疫所需的80%，也落后于以色列、美国、阿联酋、英国、欧盟等地。

落后的接种率或许不会带来即时影响。在目前限制社交距离的情况下，第四波疫情已逐渐受控，社会也逐步放宽交流。但这样的防疫效果难以长久稳定，零星个案在社会传播开去足以功亏一篑。而且，持续的限制措施需要社会付出很大代价。随着其他国家的疫苗接种率提高，如果香港的接种率依然落后，将很难和其他地区进行稳定的交流往来。

上周二（4月27日），政府公布食肆采取“疫苗气泡”四级制方案，可按员工和食客接种疫苗程度放宽堂食限制；另外，已接种疫苗的市民预计自本月26日起可免隔离前往新加坡旅游；政府更在计划以疫苗接种为前提，实现与澳门、内地的互通，不断增加接种疫苗的诱因。然而，市民的反应并不热烈。或许由于本港疫情不算严重，现有防疫措施暂时能应付需求，若没有急切的出境需要，市民可能缺乏接种的动力。正如疫情防控较好的地区，民众的接种意愿普遍不高。截至上月，澳门接种率仅6%，内地也只有约17%。可见疫苗接种意愿低，并非仅是香港社会面临的问题。

普及疫苗为己也为人

然而，这种对是否接种疫苗的考虑，显然更多虑及个人得失，而未有意识到疫苗接种同样是关乎所有人的社会责任——在接种疫苗的风险之外，还有失业人士在经济难以恢复时的困窘，跨境家庭、跨境工作者面临不便和分离的痛苦⋯⋯疫苗的有效保护不仅针对个人，也是在加强社会的免疫力。当愈来愈多适宜人群接种了疫苗，那么，那些不能接种的孩童、长期病患者等群体也能受到保护。

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将国民接种疫苗肯定为一种“道德责任”，还是香港政府喊出的“为人为己”口号，都显示疫苗在保护我们自身的同时，决定着社会整体的免疫能力乃至疫情、民生经济的走向。这不是在鼓吹为了大局放弃小我的集体至上，而是点出被忽视的“同舟共济”精神的重要性。

正如美国初期应对疫情表现糟糕，该国政治学家桑德尔（Michael Sandel）便提到这不只是因为医疗资源和后勤补给上的匮乏，更因社会缺乏“同舟共济”的道德共情，以致没有在团结中互助，而是在各自为政中自伤。也因此，美国政府多次告诉民众“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呼吁社会团结抗疫；中国政府也在希望民众“共克时艰”；日本政府更喊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跨越国族、团结一心的口号。这不仅仅因为个人决定在疫情下关乎群体命运，更是在实践亚里士多德曾提出的政治道德理想：一个社会不只是指人们共同居住的地理区域，其组织存在不只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和生存的需要，更是为了通过这个社群让人们实践人之所以为人的美德，关心群体的共善和社群的共同命运。

当然，在没有特别需要、社会疫情也暂时受控的情况下，市民或许担心日后出现未知后遗症而对接种疫苗心存疑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社会不应过度放大这种忧虑，而是应以理性态度从现有数据中求证。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疫苗害死了人，副作用的程度亦相当有限，而且医学专家及监察单位一直在密切留意风险。另一方面，在衡量自身利弊的基础上，市民若能意识到这不仅关乎个人，更攸关社会整体利益，需要所有人共同承担风险才能跨过难关，我们的社会才能趋向于共善。

民意不能沦多数暴政

疫苗接种作为公共事务，既是个人选择，又关乎公众利益。是否接种涉及社会价值排序的讨论，也需要考虑疫苗对不同人的副作用和有效性等，或许没有标准答案。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当我们讨论这类公共事务时，很难避免立场和意见先行。公共事务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讨论各方即使基于同样的事实理据，也难以在认知上达致共识，从而寻求意见的统一，反而往往被不同的认知左右意见。比如，结合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和对疫苗的接受程度调查来看，不难发现疫苗接受度与市民对政府的态度呈正相关；对政府信心最低的年轻人，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也较低。虽然没有科学数据支持，但一些人已经相信接种科兴和复必泰疫苗不只会出现副作用，甚至会导致死亡，坊间甚至演化出“爱国打科兴”这类意见先行的论述，令打疫苗与否、打什么疫苗沦为意气之争。

在这种意气之争中，“民意”及对“民意”的理解和运用也被扭曲。真实的民意当然值得尊重，但若人数的多少成为公共论述的单一理据，便有违民主讨论的原意。其一在于公共讨论中的“民意”是可以塑造的，往往会随着样本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媒体罗列一些人接种某种疫苗或抗拒接种，显然不能代表该种疫苗更受欢迎或更有效，却容易左右市民的主观感觉。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只看人数而不看论点本身的合理性、科学性，那么，所谓的“民意”只会沦为对主流意见的附和，而无法捍卫科学和真理。唯有当社会求真，这样的“民意”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容易沦为“多数人暴政”的开端，成为意气之争的挡箭牌。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疫苗接种的争议中。在疫情防控乃至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中，支持政府的人经常指摘一些意见“为反而反”，却忽略了政策制定的不足，没有意识到政府也要为自己公信力不足负上责任。至于反对政府的市民，实不应因着对政府的不信任而抗拒其一切措施，而是要切实监察和提出改善建议。面对公共议题悬而不决、议题事实基础尚未明朗而引发各派意见相左时，我们不应让讨论陷入政治对立的困局，而是应该努力将讨论重点放在价值沟通之上，并以建设性的心态寻求解决方案。若然放任公共论述变得愈加粗暴，只会进一步摧毁公民集思广益的可能，与文明、民主价值相违背。

一个正义的社会，不能只着重福利最大化，也不能只强调保障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能让我们共同思考美好生活的意义。社会不可避免会有意见分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保有热切讨论的空间和氛围文化。借由今次对香港疫苗接种的讨论，我们更需警惕香港社会讨论公共议题容易流于意气之争的现象，这不仅影响疫苗接种和疫情防控的走向，更可能缩窄未来香港社会理性讨论的空间。

敬请留意2021年5月3日出版的第263期《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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