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和卖码头看企业的国家责任
长和集团原定周四（3月20日）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临时取消，显然与其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在内的港口业务引发争议有关。事件起因于长和月初宣布以228亿美元的价格，将旗下全球码头网络出售给由美国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Group）和意大利地中海航运公司（MSC）等组成的财团。这一商业决策最初被舆论解读为本港首富李嘉诚商业嗅觉“宝刀未老”，但随着港澳办接连转载《大公报》发表的批评文章，风向骤变，事件迅速升级为一场关于企业的国家责任的争议。其中核心问题在于：当资本力量触及国家战略底线时，责任边界何在？这是香港过往鲜少意识到的问题，但长和风波实实在在地证明，在国际格局剧变与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港已无法回避这一挑战。
从商业角度来看，长和的出售决策并非无理。从和记2024年年报来看，港口业务只占总收入的9%，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占13%，其中香港和内地约10个港口年收益率稳定在9%以上，被出售的海外港口资产整体回报率只有5%左右。随着全球贸易增速放缓、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港口业务的长期收益不确定性增加。李嘉诚选择在此时出售海外港口资产，既是对市场风险的预判，也是践行对其“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商业哲学。
商业并非真空进行
然而，商业行为并非总能在真空中进行，尤其是涉及关键战略资产和国际政治博弈。此次交易涉及的港口资产，对于全球贸易格局和中美竞争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以及它的盟友可能通过此次收购进一步加强对全球关键港口的控制，从而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能够孤立地“在商言商”吗？显然不行。这也解释了为何《大公报》会口诛笔伐，批评长和交易“是没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敦促长和“在大事大节大义前应当三思，好好想想自己要站在什么立场、站在哪一边”。
《大公报》被视为中央在港喉舌，如果说其“官方”身份还有斟酌空间，随着港澳办接连转载其两篇评论《莫天真、勿糊涂》和《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 以及转发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网页留言“商人也有祖国”，再加上更多媒体针对李嘉诚和长和作出激烈批评却没被制止，就无法不看作是中央在表态了。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有自己的表达方法，中央也向香港喊话的方法。“为何如此轻易将这么多重要港口转让给不怀好意的美国势力？”“表面宣称的商业行为暗中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所谓‘精明’的交易有没有考量国家民族利益？”“这般选择是否在助纣为虐、贻害中国和世界？”“在大是大非面前，当事的企业家应怎么取舍，带领企业驶向何方？”都是从北京角度提出的质问。
相较于2015年《人民日报》在《对李嘉诚，与其挽留不如目送》一文中“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的含蓄表达，今次由《大公报》掀起的一系列批评单刀直入，甚至带有几分“喊打喊杀”，难免有些吓坏香港社会。那么，香港需要惊慌失措吗？也不尽然，而是要习惯北京的语言，然后找到自洽的逻辑。特首李家超周二对事件的回应就拿捏得宜，他首先指出，“社会就事件有很多议论，这反映社会对事件的关切，这些关切值得重视”；其次强调，“特区政府要求外国政府为企业，包括香港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环境，我们反对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使用胁迫或者施压的手段”；最后明确，“任何交易必须符合法律和规则的要求，特区会依法、依规处理”。这番话既批评美国运用国家力量胁迫施压，也提醒长和要权衡轻重。
香港需自我调整迎变局
或许很多人会说，长和出售港口，怎么就不能是“在商言商”的商业行为？在2018年之前也许还可以这样说，然而，近年来，美国整天把“国家安全”挂在嘴边，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各种霸凌制裁，从加征关税到科技战，再到企图强抢TikTok，早就脱离了“在商言商”范畴。在这种背景下，涉及关键战略资产的交易，必然会受到更严格的审视。
香港不少老牌企业是买办模式的典型代表。上世纪80年代起，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规则之下，他们利用香港作为内地与外部资本之间的“中介”身份，对接国际资本，两头吃差价。这种依附性资本模式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只需当好“中间商”，不需要明确的政治站队。不过，香港应该意识到，一个新旧时代的切换正在发生。2016年可以说是个分水岭。就在那一年，韩国同意部署萨德导弹，中国迅速反制，乐天超市从中国市场秒退，三星公司在华业务也受到重创。这表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风险远大于商业风险。
更大的冲击来自同年赢得美国大选的特朗普。特朗普上台后，随着贸易战的开打，中美的结构性矛盾走上了台面，基于旧时代背景下的套利模式开始失效。在中美两强对抗升级的大背景下，企业被迫选边，站队成为必答题：要么像华为那样，绑定国家战略，要么像苹果那样，游说美国政府。而且在激烈的博弈中可以看到，企业若想要在新时代矗立风中，规则是“自主技术+国家利益绑定”。
李嘉诚受委屈了吗？
此次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当资本力量触及国家战略底线时，责任边界何在？这并非一个新问题，但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其重要性愈发突显。首先，美国在贸易战中的行为已表明，国家力量可以轻易干预商业活动。例如，美国政府一纸命令就能让高通等芯片巨头联合绞杀中国市场。其次，全球商业史从未脱离政治底色。日本综合商社、韩国财阀的崛起，无一不是政府产业政策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培育出的企业家群体，无一不是受益于制度红利与市场机遇的双重馈赠。由此看来，企业需不需要背靠国家？最后，如果长和卖码头之事发生在美国，美国政府会听之任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换成美国商人出售关键战略资产，估计特朗普会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辱骂，然后命令联邦调查局对其查个底朝天。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面前，需要更高的站位和更长远的眼光。国家的繁荣稳定是企业发展的根基，维护国家利益并不只是国有企业的责任。不论国资、民企，港资，都是一样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企业家既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也不该沦为政治工具。资本可以是助推器，但绝不能成为方向舵；商业理性需要尊重，但绝不能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如何在商业利益与国家责任之间找到平衡？这个问题，不止李嘉诚需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