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香港不能再等 也等不起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周在愈发复杂的国内国际大环境下举行，其间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根据会议公报，中央订立了一系列宏大目标，包括争取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促成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对一个人口多达十四亿的大国来说，这些目标不容易实现，但基于中共过去四十多年的执政成就，内地人对未来确实有乐观的理由。
对于中央订下的目标，香港人明显未够重视，即使有所留意，也可能只执着于公报有关香港的篇幅是否缩减，或者哪些“关键词”不见了。这些其实都是旁枝末节，真正有意义的是，香港政府是否懂得从中央的大政方针中取经，再结合香港的特殊情况，具针对性地推动必要的改革，让这个当下“死气沉沉”的城市突破发展瓶颈，再创高峰。
事实上，公报承载的信息非常丰富，当中最能启发香港执政者和社会大众的，莫过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句话，它正好揭示港府长期积习的问题—总是抱持“大市场、小政府”管治思维，坐视社会经济管理失序，导致市场的非人性化倾向走向极端，牺牲了公平正义。香港要重新出发，不能不革新管治思维，否则只是死路一条。
根据一些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政府“有形之手”妨碍资源和收入分配，市场“无形之手”则最为有效，两者水火不容。曾几何时，这种“指导思想”被不少政客奉为圭臬，例如美国前总统列根（Ronald Reagan）就曾声称“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以此合理化政府的“不干预”；获经济学者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激赏的香港官僚亦一直以“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为荣，仿佛不做事才是正确。政府自我设限，任由资本在毫无节制下扩张，确实有助刺激经济增长，但这是畸型、难以持久的增长，背后往往以社会民生为代价—除了加剧贫富不均，还会酿成无日无之的政治争端，美国近年民粹思潮泛滥，正是最佳写照。
香港昔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原教旨资本主义”，不少年长市民至今仍在缅怀“亚洲四小龙”的光辉岁月。然而，许多人看不出当下香港沉疴难起，其实源自同一教条，更可悲的是，社会上下依然欠缺割除这个“毒瘤”的共识。早前政府停止推动一手楼空置税，纵容地产商囤积居奇，不就反映了这一问题吗？
无可争辩的是，“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弊端早已表露无遗—香港社会经济体系显然无法满足民众对住屋、医疗、安老、教育、交通、劳工等议题的迫切诉求。到了今天，即使最冥顽不灵的人，恐怕亦无法在“㓥房”处处的情况下，理直气壮地捍卫“市场万能论”。
理顺政府市场关系 解放思想创造新机
香港市民一般对“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之类的表述感到烦厌，认定只是“假大空”和“党八股”。然而，无论我们基于何种政治立场而对中共有不同看法，都无法轻易否定其执政效能，特别是在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拿捏得宜，如今甚至精益求精，朝着“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
应当留意，这绝非像某些外媒所讲是要“扼杀”市场，中央所言的“更好结合”是指理顺市场界限，防止唯市场独尊，让市场发挥活力之余，遏制其非人性化的倾向，为公平正义服务。诚然，内地仍存在诸多治理短板，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不均、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颇大等，但不应忽视的是，内地即将在今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让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其实是中央积极通过政策介入、辅以市场资源而达成的结果。
把“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句话与香港“原教旨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无非是要指出，香港过往赖以成功的因素正走进历史。世事总在变化当中，世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与制度，旧日的成功经验可异化为今天的负累。不妨想像一下，假若中共在文革后拒绝“解放思想”，没有适当引入市场经济元素，单凭教条式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为国家和人民带来幸福。
内地的经验提醒香港，既然旧的一套不合时宜，那就要与时俱进，积极有为，为狮子山精神注入新的内涵，为下一代创造更多可能性。
不必放弃资本主义 只求改革符合公义
当然，香港不必放弃资本主义，因为这并不符合“一国两制”原则和《基本法》，但我们有必要大幅改革“原教旨资本主义”，使其更符合公平正义。许多香港精英和市民不明白资本主义有许多种形态，例如新加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但没有“地产霸权”，因为政府在土地住屋议题上牢牢掌握主导权；德国也实行资本主义，但其经济结构不像戴卓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执政以来的英国那么单一，秘诀是德国政府主动制订产业政策，注意调整经济结构。所谓见贤思齐，为什么香港却不知变通，死抱“原教旨资本主义”，拒绝“进步资本主义”？
香港自然毋须事事以内地、新加坡、德国为师，但有一点不能不学：必须确保经济运行与大众福祉相适应，坚持以人为本。要做到这点，政府必须主动筹谋，承担分配资源、为社会创富的责任。对此，官员要以正确“指导思想”装备头脑，以建立“有为政府”为念，再以此为基础，制订适切的规划和远景目标，然后运用行政主导优势修正资本主义，有序解决市民上楼难、生活成本高、工时长、工资低、欠缺退休保障、新一代就业出路狭窄等问题，极力避免只有少数“精明人”得益、大多数人遭殃的“失效市场”。
只有在社会经济上推动改革，让市民享有五中全会公报所讲的“平等发展权利”，香港才可告别不公，蜕变为年轻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此基础上，政府再按照“一国两制”原则和《基本法》重启政改，在政治上推动“人民平等参与”，也不难水到渠成。
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关键在于特区政府要像内地政府那样“解放思想”，“开好局、起好步”，推动社会上下向着“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进发。香港有不俗的条件，但总不能坐吃山崩，我们不能等，也等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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