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中央明白示谕　三问公民党何以招架

上周一（13日），国务院港澳办以答记者问的形式，针对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停摆大半年一事，强烈谴责主持会议的公民党议员郭荣铿滥用程序，阻止内会选出正副主席，瘫痪立法会运作，指其行为令人质疑其是否违反宣誓誓言。同日中联办亦发声明谴责郭荣铿滥用权力。“两办”发炮之力、用词之严、姿态之高，都是近年罕见。到上周五（4月17日），中联办再以发言人答问方式，强调两办是代表中央行使监督职责，更明言香港的立法权是中央依法授予。连串动作清晰表明，中央锐意行使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落实积极“一国两制”。被点名的郭荣铿及其所属的公民党，以及香港社会，又是否能读懂题中之义？

两办这次谴责具体到指郭荣铿的所作所为有可能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令不少港人质疑是否有违《基本法》第22条，干预本港自治运作。对此，连处于政治弱势的特首林郑月娥在回应时都态度强硬，指中央对内会停摆发声理所当然。中联办更是单刀直入，明言香港享有的是高度自治而非完全自治，两办作为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亦非《基本法》第22条所指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

两办炮轰郭荣铿的做法虽然有异于以往，却非无的放矢，中央所依据之政治原则与制度逻辑早已经有迹可寻。去年11月，中共举行十九届四中全会，表明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当中重点是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完善特首与主要官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与此紧紧相扣的是，要求香港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全面管治权、维护国家安全等都非四中才有的新鲜事物，而是中央对“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但四中全会在本港爆发反修例风波之际举行，让人掂量到中央认定香港存在国家安全漏洞和重大风险。熟悉中共外交辞令的人都知道，当北京发出“勿谓言之不预也”的警示，即表明亮出原则底线。同理视之，四中全会的决定又怎可能是一纸空文？今年初中央的港澳治理体系“大地震”， “封疆大吏”骆惠宁与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先后空降掌管中联办与港澳办，港澳办与中联办并形成上下属的结构关系。一盘棋既已摆好，“亮剑”其实是早晚的事。

中央连环出招，也许让泛民政客乃至不少市民感觉到杀气腾腾，但执意指控两办有违《基本法》第22条，只能是书生弄剑、纸上谈兵。中联办上周五发出的2,600字“四问四答”不仅表露强硬的政治态度，更摆明车马从法理角度说清两办身份与权力来源，驳斥“中央干预”之说，说明中央不仅要从政治伦理角度梳理央港关系，也做好在法理层面“拨乱反正”的准备。泛民阵营由两办发声联想到“DQ”，多少也反映他们其实心里清楚，中央有没有权、合不合法，并不是他们自行说了算。

不管是否接受，两办炮轰郭荣铿及后续的动作，只会是中央誓必落实积极“一国两制”的开端，可以想像“亮剑”陆续有来。上周三（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骆惠宁发表短片讲话，指出要以“制定”、“修改”、“激活”和“执行”四个“该”的层面堵塞香港的国家安全“风险口”。明眼人实在不难看出，四个“该”是如何老实不客气。

人血馒头能有几多　大状政党黔驴技穷

问题是，泛民各政党领袖，尤其是拥有不少法律专才的公民党能够名正言顺地“接招”吗？公民党元老梁家杰和吴霭仪解读骆惠宁的“激活”言论时，直指中央可能透过《紧急法》或直接“以中央法例约束香港”，同时呼吁港人“多手准备”，共同抗争。这些话若出自街头抗争领袖之口，不会让人意外，但由两位资深大律师道出，却只会让人感到疑惑：一方面，他们显然看到中央要求香港落实国安法规的决心，也不会不知道这是香港无法回避的宪政责任；但另一方面，他们不从自身专业去指出香港如何拆解这个难题，却直接予以否定。这不像是“秀才遇着兵”，反而显得黔驴技穷。

公民党抛出“多手准备”的讲法，却未能说出自身可以有何作为。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早前信誓旦旦，说泛民要夺取立法会控制权，然后以否决所有政府议案，甚至是《财政预算案》作筹码，逼使政府接受反修例运动中提出的“五大诉求”。这个所谓“战术”在中央展现的处理香港事务新策略下更见幼稚。当泛民中人自以为看透了中央的意图，甚至连中央有什么利剑还没出鞘都似乎了如指掌，却说不出自己可以如何理直气壮地接招，难道真的相信“政治揽炒”是杀手锏？

如果控制议会无法“变天”，最直接的答案似乎又是“上街抗争”。“多手准备”便让人嗅出煽动年轻人再走上街头用暴力抗争的意味。去年的反修例运动里，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因参与暴力示威而堕入法网，可能面对以年计的牢狱之苦。暴力示威的起始是一些人不断渲染“和平示威无用”。但经历了动荡不堪的半年冲击，谁又敢说暴力有用？令人不齿的是，不少政客安坐后方，以各种理由为暴力辩护，用“不割席”等文宣辞藻作挡箭牌，但自己却不曾走上前线。不客气地说，他们吃尽了“人血馒头”！

身为大律师的杨岳桥过往便曾因说出“留案底会令人生变得更精彩”而受批评，要在立法会会议上道歉。如果公民党的大状们自己跑上前线，亲身体验“精彩人生”，还算厚道，但若只懂煽动他人犯罪，自己却于“庙堂之上”坐享其成，实在不禁令人想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经典一幕。

棋盘上招招被人压制，“盘外招”又如何？包括郭荣铿在内的一些泛民政客，近年积极游走于港美之间，拉拢美国政客为港人出面，企图依靠美国向北京施压。此举美其名为“国际战线”，他们也许自以为是“苏秦张仪”，却根本无视国际局势的现实。中美矛盾日深，无论中央对香港是否让步，美国也会继续针对中国，中央有何必要对香港投鼠忌器？

事实反倒是，在中美角力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政客愈是想借助外国插手香港事务，就愈踩着中央的底线，愈激起其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一些连经济也搞不懂的政客或KOL，整天叫嚷着要美国制裁香港，以令中央迫于“经济揽炒”威胁而退让。环视当前现实，这种天真令人扼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内地全境封闭阻止病毒散播，取得成效后率先复产复工，依靠的是强大的国家机械和产能，香港在这过程中有何角色？不妨直说，“揽炒”只是一些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炒不倒北京，最终只怕是香港“自炒”。

与中央为敌非出路　尊重一国必须先行

上述三条路可谓泛民阵营近年致力经营的所谓“救港战术”，但无论何者都是前路不通的“死路”。泛民一直喜欢为中共贴上“专制极权”的标签。先不论当中有没有偏见，既然认定中共是专制极权，那就应该预料到中央有“用强”的一招，然而，当一棒果真打下来时，真的懂得抵挡吗？政客一味跟随民粹而动，抱着侥幸心态操弄政治，如何能担起大任呢？

香港社会必须认清一个现实，“一国两制”中“一国”是本，中央政府要运用权力确保国家安全在香港得到保障，即使港人心里如何抗拒，却无法否认：这是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不能回避的责任。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本获赋予履行此一责任的弹性，但若社会只抱持鸵鸟心态应对，不仅令自己理亏，更只会令回旋空间不断自我缩窄。骆惠宁的四个“该”明白宣示，中央在原则与底线问题上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回应骆惠宁讲话时，称其“粉碎市民对社会复和的期待”，这说明她仍无视国家安全这头“房子里的大象”。将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全放置于对立面，如同否定对“国家安全”的关注，是极其危险的想法。

香港的政治气压骤然升高，也许让人感觉到图穷匕见的寒气，但负责任的政党应该清楚认识什么是不能超越的政治红线，引导港人在符合政治伦理的框架下找出一条理性可行的发展道路，而非不断怂恿港人走往“死路”。当“政治揽炒”的幼稚面纱被人揭开，从政者如一众泛民立法会议员也应知悬崖勒马，直面“一国”是香港政治大前提这个现实，谨守议员誓词，尽忠职守为香港服务，谋求与“一国”融和并行的“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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