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四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谈这个人？

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形势转趋明朗，经过上周“超级星期二”，形成桑德斯和拜登二龙争珠的格局。姑勿论谁人可以获得党内正式提名，选举毕竟只是一时的，过程中揭示的现象反而值得深思。美国长期以来都是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社会主义往往被贴上负面标签。在这种情况下，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能够在近年两届大选中声势浩大，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香港01》周报于2016年3月11日创刊时，专题报道了当年已届74岁的桑德斯，因为他的纲领不单触动美国神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香港所需。与美国一样，香港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活标本”，这套意识形态曾被视为香港经济建设的成功之道，但亦酿成诸多问题。昔日带动两地人民进步的自利逻辑，如今反过来窒碍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重提桑德斯，以及反思他折射出来的“现象”，无非是要以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作深刻反思，借以阐明改革的迫切性。这对处理美国和香港的诸多问题都富有启发性。

如何改革资本主义是美国近年政治选举的主题，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许多人、特别是满怀激情的年轻人都在反思金融资本霸权、市场垄断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希望公共政策能够注入更多平等公义、限制财富过度累积、关怀弱势等元素。桑德斯的政纲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这些诉求——对于难以负担学费的大学生，他主张全面免除学债；对于受压于全球化的中产及劳动阶级，他主张扩大社会保障、完善医保；对于被指摧毁中产的华尔街和大型企业，他声言要发动一场“道德及政治战争”，向他们征收重税进行再分配。

根据民调机构YouGov在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收集的数据，桑德斯在民主党人中的受欢迎程度排名第三，仅次于两位前总统奥巴马和卡特。他被支持者形容为代表普通人，而且聪明、进步、真诚和有热情。在各个年龄组别中，年轻人对他特别青睐，逾五成半“千禧世代”对他持正面评价。数字背后，反映桑德斯的主张与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理念相呼应，与他们面对的现实困局产生共鸣。

其实，桑德斯的纲领在很多发达国家根本不算新鲜事物，德国和北欧都是表表者，但美国建制精英一看到这些就视之为洪水猛兽，条件反射地加以反对。例如拜登在“超级星期二”挽回劣势后，《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便批评桑德斯对民主党而言是“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担心若他把民主党“科尔宾化”，短期内便很难扭转其左倾方向，长远而言会对美国构成危险。然而，绘声绘影的质疑却掩盖不了背后的肤浅和乏力——假如现有体制有效，为什么美国经济民生困局会恶化到如斯地步？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正在美国蔓延，这正正为体制失效提供及时的参照，揭示普通民众在疫情肆虐时的苦况。美国一方面拥有最顶尖的医护人员，另一方面，原来有多达2,750万人、亦即8.5%人口缺乏医保。事情本来不必如此，因为“奥巴马医保”在2010年通过后，没有医保的美国人从当年4,650万人高位下降，但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废除医保，数字由2017年的2,560万人回升至2018年的2,750万人。如今肺炎肆虐，不少专家都在警告，染病的民众或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不敢求医，变相加剧社区传播风险。现在回想，若非一些业界人士拒绝“奥巴马医保”干预市场，若非共和党以自由市场为名推动废除法案，坐视公共卫生漏洞而不补，局面未必像现在那么坏。

一叶知秋，医保只是美国公平正义缺失的其中一环，其他缺失还体现在教育、住屋、金融垄断等方面。桑德斯因其左翼进步立场而备受争议，但他获得大批民众拥护亦是事实，背后揭示愈来愈多人对现状感到愤怒，期盼美国成为一个合理分配、人人可以发展个人兴趣、追寻理想的国度。桑德斯能否入主白宫属未知之数，但他确实已在美国社会掀起一场有关如何实践公平正义的大辩论。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他在连续两届大选中抢占舆论高地，证明社会不公被延误处理，问题不单没有得到纾缓，反而继续扩大。这说明在过往四年（严格而言是2008年以来），美国依旧沿着相同的逻辑运转，根本没有大改革发生。

深层次矛盾严峻　不改革难言重生

这正正是为什么四年过去，我们还在讨论这位老人家的原因。我们不幸地看到，美国和香港的“路径依赖”——美国精英看不到一场广泛的改革迫在眉睫，他们相信美国过往凭借资本主义而取得成功的经验可以简单重现，而这种重现不能由一位崇尚“社会主义”的总统候选人去完成，否则美国的管治、经济和文化会被彻底颠覆；香港精英同样对资本主义制度应否及如何改革欠缺应有的反思，误以为“一国两制”下的“五十年不变”是指经济结构的一成不变，变相巩固不合理的既得利益结构。

如果说桑德斯掀起的现象对香港有所启示的话，那便是从政者应该诚实地面对自身社会的不足。香港的问题太严峻了，经济结构在过往三、四十年愈来愈扭曲，财富一面倒向金融和地产领域转移，以至香港的GDP虽然有所增长，却是畸型的。就在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的情况下，纵使零售、餐饮、旅游业聘用了最多“打工仔”，但他们总是与资产增值无缘，再加上工资受到通胀、资产泡沫等因素挤压，一旦遇到反修例风波、新冠肺炎等不测事件打击，往往首当其冲。可以断定的是，产业和分配扭曲至此，如果不来一场结构性改革，香港是无法重生的。

资本主义存缺陷　宜汲取外国经验

一个真正以维护社会大众福祉为己任的政府，必须有勇气面对社会深层次问题，并以打倒昨日之我的气魄，实事求是地作出改革以回应时局，切切实实回应民众对公平正义缺位的不满。这绝非复杂难懂的道理，历史上不乏先例——熟读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1933至1945年在任的罗斯福总统曾通过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社会保障等政策，修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缺陷；1971至1982年主政的前港督麦理浩亦曾针对香港的资本主义弊端，在住屋、医疗、教育等层面进行广泛而有效的改革。

美国和香港通常都被视作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最接近原教旨的资本主义社会，但罗斯福、麦理浩的事例表明，资本主义也可以灵活变通，变得更人性化，更能回应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需求。其实，如果我们看得广阔一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为我们提供参照。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与倾向自由放任的英美不同，有自己的产业政策，更重视劳动阶层的权益；新加坡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当地政府从不迷信市场，而是懂得自我调节，并主动介入，处理住屋、医疗、教育等牵涉民生、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的重大议题。有见及此，港府与其抱残守缺，何不敞开心胸，汲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改革香港的资本主义模式？

香港近年政治运动频频发生，部份舆论归咎于欠缺自由民主，但我们不认为这可以轻易解释香港的问题，因为美国也是民主国家，那为什么还会发生“占领华尔街”？为什么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愈来愈有市场？香港问题的更大根源，在于深层次结构矛盾长期得不到正视，倘若政府拒绝否定既得利益群体的不合理优势，那么“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风波恐怕还会发生。我们之所以在四年后重提桑德斯，提醒市民留意其带动的现象所反映的问题，正是因为它对香港亦是醍醐灌顶。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社会在了解香港问题的迫切性后，能够痛定思痛，尽快凝聚改革共识。再蹉跎下去，大家都会沦为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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