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流感再毒　毒不过官僚懒政

截至上周四（2月1日），本港今年录得95宗流感死亡个案。因为感染流感而失去生命，可能是一种“不幸”，但只要对比香港和邻近地区的流感死亡数字，就更令人质疑，这到底真的是“不幸”还是另有原因。例如人口达2,300万的台湾，同期因流感死亡的个案只有大约30宗；至于人口大约60多万的澳门，官方通报的死亡个案就只有1宗；人口730多万的香港却死了近百人，假如以台湾、澳门的流感疫情作比较，就显得香港的死亡数字实在高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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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排除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卫生部门，在统计口径上有分别。不过无论如何，香港的卫生部门都有必要解释为何会出现这个现象。但就算撇除统计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香港在防控流感的一线防疫机制，明显比台湾和澳门落后得多。

例如台湾当局早已把公费接种流感疫苗的计划，涵盖幼童至就读高中的青少年，以及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士；而澳门的公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更广泛，就连经常接触公众的赌场职员、社会工作者等，亦可免费接受疫苗注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卫生人员， 会为学校或企业安排集体接种。相比之下，香港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资助范围只包括12岁以下的小童，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资助的方式，主要是让市民自行到私家诊所接种，把政府的一线防疫责任，也以“自由市场”之名推卸给私家医生。

其客观结果，就是私家医生多年来在赚取政府补贴的同时，本港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却一直偏低，不少市民因为怕麻烦，又或者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危机意识，而未有接种流感疫苗。据香港政府统计，只有大约一成人接种了流感疫苗，意味在现行的流感疫苗资助计划下，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暴露于流感病毒的风险之中，亦令整个社会无法产生“群体免疫”效应，导致疫情扩散得更快、更广、更严重，而政府官僚似乎一直对此置若罔闻。

试想，假如香港亦如澳门一样，由政府安排医护人员到学校、企业集体注射，每剂疫苗的成本只消数十元或近百元，以香港政府坐拥近万亿元财政储备，绝对负担得起有余。或者有人担心这会“与民争利”，对私人医疗体系的收入构成影响，但防控流感的成效既涉社会整体利益，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所谓的“与民争利”，如果是政府为市民“争”取最符合公众“利”益之事，试问私家医生的利益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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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亿拨款　未有针对根本问题

因此，当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会拨出五亿元应对这一波冬季流感疫情，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因为这笔资金，大多是用作追补2002年政府削赤时，多年来一直冻结前线医护人员的增薪点，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早就应该解决，而其余款项则用作发放加班津贴等，不但未有重新检视整个流感一线防控机制的缺失，更遑论从根本上解决医护人手长期不足的老大难题，一如既往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事实上，本港医护人手不足，已经困扰社会多年，而多年来政府竟然拿不出根治之策。目前本港的医生对人口比例，大约是1.9名医生照顾1,000名市民，相比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3.4对1,000，相差近倍。在医护人手严重不足的当下，别说每逢流感高峰期各家公立医院甚至私家医院都会病床爆满、人满为患，就算在平日，市民要长时间轮候政府门诊服务，专科门诊非紧急新症的轮候时间要以“年”计，早已成为常态。假如要追上OECD的平均水平，按推算香港需要即时增加1.3万名护士和1.1万名医生。

然而，食卫局去年中公布的医护人力规划和专业发展策略检讨却指，香港到2030年“只会”欠缺普通科护士最多2,727人、医生1,575人，故提出在2016/17至2018/19学年增加50个医科、20个牙科资助学士学额等。但无论从各家医院长期大排长龙的现况来看，以至香港正步入高龄化社会，未来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势将面临爆发式增长，医护人手短缺的问题只会日益严峻。要知道培训一名本地医生至少需要六年时间，专科医生更需要十年以上；培训护士也需要至少三年。要透过本地培训增加人手投身医疗体系，本应现时就需要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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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心态　让医疗体系不断腐烂

的确，要从根本改革医疗体系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必定会触动部分人既得利益。政府如果想加快行动，固然可考虑引入非本地医护人员，尽快填补空缺；如果不想“得罪”执业医生组织，就应大幅增加培训本地人手。惟香港的官僚却不知何来的盲目乐观，以为医护人手不足问题还可年复年地鸵鸟下去，结果两头不到岸，无异于眼白白地任由医疗体系不断腐烂、逐渐步向崩溃。由此看来，几乎每半年上演一次的流感疫潮，最“毒”的不是不断变种的流感病毒，而是政府官僚的短视、因循、避事、懒政！

类似的懒政现象，同样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不断上演，如环保方面，源头减费、支持回收业多年来流于口号空谈，家庭人均垃圾制造量多年来不减反增，官僚任由大量有回收价值的垃圾逼爆堆填区；交通方面，电子道路收费计划议而不决30多年，控制车量增长更成效不彰，道路挤塞情况日益严重；而最明显的则是房屋问题，面对28万宗公屋轮候申请、㓥房居民创下20.97万人的纪录新高，政府官僚的处理办法只是提供一些居住条件较佳的“良心㓥房”，又或研究兴建临时的货柜组合屋，而不是从棕地、荒废农地、丁屋用地等方面入手，就连根据合约精神回收现时用作私人会所的官地，也一直拖拖拉拉，所谓的社会深层次结构矛盾，正正是这种避事、懒政的官僚作风而加深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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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已经回归了20年，但不少市民仍怀缅港英殖民地岁月，并非无因。假如没有港督麦理浩提出大胆的新市镇发展计划，今时今日香港的居住环境恐怕将更恶劣；假如港督卫奕信碍于当时的社会压力，令新机场“玫瑰园计划”无了期地议而不决，香港亦不会成为今天的航空枢纽。不少港人曾经期望，在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人“当家作主”定必会比殖民地官员优胜，只是各项社会深层次矛盾都告诉港人一个不堪的事实，一些特区政府官僚的作为，可能比殖民地时代更不堪。去年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落区探望㓥房户时，表示㓥房的居住环境比1960年代更差，正正是对回归以来政府官僚懒政的强烈控诉。一众无为懒政的官僚，不但草菅人命，同时亦不断削弱港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信心，无异于刨挖香港的发展根基。假如部分立法会选举参选人，因为被指并非诚心拥护《基本法》而遭到选举主任“DQ”，这些庸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官僚，更应该被“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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