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保证一国两制有效运行　中环西环沟通须有尺有度

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早前说“中环西环行埋一齐几好”，用字无疑可再斟酌，但确实点出了协商与沟通的本意。事实上，香港政府和中联办之间有一定协作，并不为奇，甚至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市民应关心的，不是他们有没有“行埋一齐”，而是“行埋一齐”的具体情况与意义何在。“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若然他们的合作是基于“同道”，也就是为巩固一国两制与高度自治，自然是香港之福；但若然双方的合作会引起“西环治港”的误会，甚至实质损害一国两制，则万不可为。香港市民也应谨慎判断、监察，这种合作模式于港有益还是有害，并督促港府守护两制，不能让任何人越俎代庖。

中环与西环的合作空间或阔或窄，本质上端视中央政府的要求，以及香港现实情况。“中联办”是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各界联络的部门，顾名思义，它代表着中央政府，其权有多大、责有多阔，同样取决于中央政府。按宪制，特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第十二条），行政长官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规定事务发出的指令（《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八款）。换言之，就制度而言，中央要指令中环，其实毋须转弯抹角、经过中联办；更何况，中央明言自己拥有“全面管治权”，如要干预，又何须掩饰？ 观乎过往纪录，中央对于香港事务，除了“港独”等触碰底线的事情，一直表现得相当克制，与港府沟通亦非常尊重“高度自治”原则。可惜的是，出于各种理由，香港社会普遍认为北京透过中联办干预香港自治事务。客观而言，形成“西环治港”这种负面印象的，并不是中央，而是一些官员在执行任务时发生了偏差，两者不可混淆。

导致偏差的主因有二，一是部分中联办官员官僚主义作祟，不讲政治、越俎代庖；二是香港政府官员懒政、无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若然港府官员了解一国两制，并强势贯彻，就算中联办真的指指点点，港府仍可维护高度自治，防止政策偏差。一些中联办官员不知分寸，指手画脚，香港官员又过于委身，甚至让一些投机政客利用机会对政治资源巧取豪夺，一般市民看在眼里却不知个中细节，便会误把本地政客钻营、港官无能、派驻官员越位等简化成“中央干预香港高度自治”。因此，中环与西环合作时，必须清晰边界，知所进退，不能令市民以为香港自治受到破坏。

中联办须明白主辅角色之分 对于中联办的官员而言，必须明白主辅角色之分，万勿狐假虎威、越俎代庖。由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的年代计起，中联办在香港长期经营，与建制派关系千丝万缕，其政治影响力自然不可忽视。但回归以后，中联办的角色与定位已然非常清晰，与九七前有着本质差异，其首要工作是协助港府与中央政府及不同中央部委联络，而非如同过往般，与港英政府进行政治博弈。 单是有效实践这种角色转变，已是任重道远。据闻，今届政府就是通过这种合作，为在内地生活港人争取便利措施获得了扎实成果。然而，依然有人将中联办在香港的角色比喻为党委，这种说法并不恰当。依照一国两制模式，香港政府并非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中共是通过宪法和基本法，以中央政府作为领导主体，具体落实高度自治是由香港市民间接选出、非隶属中共的本地政治力量负责，因此中联办不可能是香港政府的党委。

可惜，就算制度清楚，依然会有人错误理解自己的使命。中联办在过往一段长时间，曾积极参与建制阵营的选举部署，为个别政党高调筹款，甚至协调各个建制党派在立法会议程中的投票安排。这些工作就算没有违背中央的治港精神，却显然不符“讲政治”的基本认识。中联办必须明白，香港社会对政党、从政者及权力机关的期许，与内地有着不同标准，中央驻港官员与建制政党过于亲密，会令市民觉得建制议员是北京的“扯线公仔”，继而让市民对中联办产生负面观感，不利于中联办更广泛地接触、了解社会实况。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中联办只充当“跑腿”角色，我们说的“有度”，就是希望中联办准确掌握舆情，没必要置自己在民意争论中。这对于熟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中共党员来说，理应没有认知上的困难。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也应明白，要求驻港官员在香港“不搞统战”、“不讲政治”，有违他们的工作定位，甚至是分外要求。中联办既有其定位，也有责任守护一国两制，如何在掌握舆情与保障两制运作的大前提下，更具智慧地进行“统战”、“讲政治”，才是他们执行中央重负时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 港府有宪制责任守护两制

中环西环如何良性合作，重点在于香港政府官员的表现。香港官员普遍有一种复杂心态，他们一方面不屑“北大人”，对之抱有偏见，同时又有着“敬畏”之心，有些人甚至会自我矮化为奴才。港府对待中联办，固然要尊重其作为中央政府派驻机关的角色，但更要尊重一国两制下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若然中联办有任何“训令”、“指示”，港府便即盲目跟从，甘心做大配角，那么败坏两制的责任，终是落在港府身上。 中共官场近年有句流行语：“打铁还须自身硬。”港府要确切守护香港的“一制”，长远还须建立起强而有力的高效管治。随着“一带一路”、大湾区、十四五规划等重大国策推动与展开，香港必须积极参与国家事务—这不是被迫参与，而是基于现实发展需要；不是臣服于北京压力，而是要为香港寻找空间和灵感；不是因为香港穷途末路，而是年轻人追求更大的一片天，就像他们的父母，曾经拥抱过时代改变所带来的机会。

香港已进入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假如借着中联办的协助，香港能充分利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空间和助力，又何乐而不为？但若然港府的施政水平“未到家”，官员缺乏领导力和执行力，在合作的过程中必然容易受到中联办或者其他强势部门牵扯，甚至喧宾夺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港府须提升自身管治水平。先图自理、再固自主，是港府与中联办合作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时的大方向。 市民须发挥舆论监察正面作用 港府与中联办能否本着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大原则良性合作，舆论监察起着重要作用。但市民要发挥舆论监察的正面和积极作用，就必须全面、深入认识一国两制，不可偏废于两制之间的敌我矛盾格局。可惜的是，在“后撕裂年代”，社会中不少人（包括建制与泛民）还未能走出梁振英治下肤浅的二元对立思维，非友即敌的观念仍然根深柢固。当然，出现这样的恶果并不能怪责社会大众—中联办一改以往的低调作风、港府委身求助于中联办、部分政客的刻意奉承，全都是市民忧虑一国两制受损，甚至担忧“西环治港”的成因。 但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更客观地认识中环与西环合作的本质，勿令社会舆论成为民粹政客谋取政治本钱的工具，使香港再次陷入严重撕裂、对立的乱局。这里说的政客，包括建制中刻意挑拨泛民与中央矛盾的野心家，以及炒作中港矛盾、鼓吹独立自决的政治投机者。 香港正身处中央强调“全面管治权”的时代，中联办担当的联络沟通角色难免会更为突出。不过，若然社会不问因由，一见中联办出现即“未审先判”，认定它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这只会将事情的本质模糊，绝非香港之福。在守护一国两制的“与同道为朋”路上，香港社会、香港政府、中联办各有角色，必须培育合作基因，这不是妥协，而是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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