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囚・下】回望非人生活 前少年犯自觉当还债：大把人比我惨
事隔十多年，纹身师麦以马回望那段沙咀劳教中心的“非人生活”岁月，竟觉得是“合理”的，从没想过要平反：“因自问曾犯错，入来当还债”。他说社会上不公义的事何其多，好人也遭受贫病之苦，那些人的权益优先而非释囚。然而他断言绝不想儿子有相似经历，似乎只是抱“阿Q”精神，令自己更能接受自己的过去多一点。
同囚共演
自劳教中心出来后，麦以马多年来都没将里面的经历告之过家人：“省得他们伤心担心。”他曾告诉朋友，部分人觉得太夸张不相信；而过来人就会觉得“心照”，不用多说。
电影《同囚》的诞生，源于某次麦以马和几位“过来人”聊天时，众人轻描淡写地将上集的经历当“家常便饭”般说出来，在旁的电影监制梁鸿华听到后吃一惊，决心将他们的故事拍成电影。“梁生觉得很吃惊，但我们觉得没什么。”也许这班“过来人”都走过、合理化自己在劳教中心的心路历程。
社工曾醒祥曾撰文写道，前少年犯之所以不想为自己发声，可能是因为当年在惩教所一直受到践踏尊严的对待，他们最大的创伤就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在如此自悲的状态下，他们是否有勇气挑战高墙或向公众说明真相呢？
记者曾邀请《同囚》的其他“过来人”演员接受访问，至截稿前也只有麦以马一人愿意。
合理化那段“非人生活”：“做错事还债合理”
多年来，麦以马从没想过要为这段“不人道”的经历“平反”，某程度上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我是真的做错过”。
他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社会上不公义的事、要解决的问题何其多，好人也遭受贫病；要帮也是先帮那些没犯过错的人，而非释囚。”记者问他是否自己歧视自己？他说也许是，他的自责或者深入骨髓。当年在劳教中心，据他所知有人坐的是“冤狱”、有人甚至是智障被骗成为代罪羔羊：“他们比我更惨，而我怎说也曾做过些伤天害理的事如打架伤人；因此入来‘受罚’当还债，是合理的。”
但他也好奇，翻阅过一些心理学或教育学的文章，来合理化自己的经历：“我有想过，为什么少年监狱的待遇比成人监狱更苛刻呢？可能因为刑期较短，那如何可以令少年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到‘教育’呢？可能只能采取一些较激烈的方法。”
那这种“教育”是否真能令他“改过”呢？“短期是有用的。我刚获释的第一年，基本没再犯事，因为被吓怕了，不想再进去劳教中心。”他又以“宠物”比喻自己：“好像一只宠物狗经常吠吵到邻居的话，为牠戴上电颈箍，如果牠一吠就放电，应该是很有效令牠不再乱吠的。但这颈箍要戴多久呢？这做法又是否合理？”他认为理性上这是很实际有效的方法、但人性上的确不人道，而且也只能取到短期效果。“大概一年后我又开始混回黑社会，甚至成为一个地区的小头目、管理及指挥别人打架及‘收陀地’。是再后来约09年，信耶稣了才真正改过、脱离社团。”他认为待过劳教中心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但最起码“治标”了。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他笑说自己在沙咀时，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那时Sir体罚他们，某程度上算是“加害者”，但又不时跟他们聊天、说说人生道理。“可能他们长期对人太坏、我们又无处可逃；只要Sir间中对你好一点，你已经会觉得很感动感激。我现时对Sir没有任何憎恨，他们某程度上教会我很多东西。”
临离开沙咀劳教中心时，Sir又和他谈心：“他问我，如果我去丧礼，会不会用红色利是封做帛金。我说当然不会。Sir说，那就对了，所以人在不同场合要学懂有不同表现。”
回望那段经历，他发现了另一个自己：“以前的我太自我中心，觉得做人不能戴面具，要时刻做自己喜欢的事。换句话说我以前是非常不顾别人感受的。但在沙咀，我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样’、‘原来可以做到’。”但他也自言不是心理学或教育学专家，不能对劳教中心的文化是否合理、或其“教育”果效作出评价，只是自问已对那段经历释怀。
麦以马现在33岁，是一名父亲、是一名纹身师傅、也是一名新晋电影工作者。他现在身兼多个身份、又愿意继续挑战未知的方向，他说也许和劳教中心的那段经历有关：“原来我可以成为另一个自己。”他与自己的过去妥协，但不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