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廿年．上】中港矛盾未停过　曾志豪陈嘉铭被批“偏帮大陆”

20前年的6月30日，你在哪里？有人从电视看着英国的旗帜落下，彭定康为女儿拭泪；有人继续倒头大睡，有人则于当天迎接新生命。回归20年来，民生、政治事件夹杂着喜怒哀愁，传媒人曾志豪与大学讲师陈嘉铭则希望以笑声回顾各个重要时刻。可是，如今各种争拗环环相扣，笑一笑又如何解困？“笑出来可以放松，继而思考回归的意义，如何修补现今不足。”陈嘉铭说。
摄影：罗君豪

曾志豪及陈嘉铭，犹如熬汤煎药的武火与文火——前者于《头条新闻》及专栏的言论惹火，激发部分人的不满；后者则在大学担任文化及宗教研究讲师，着学生放慢下来，梳理思绪。他们准备于下月合力熬制《回带廿年》栋笃笑，将民生、政治大小事共冶一炉。回应他们“回带”主题，有什么事想跟廿年前的自己说吗？陈嘉铭说：“我或许不会再搞学术，而投入社会运动。”“我可能选择做一个中环人。”曾志豪说。原来，这两点火并非理所当然，也并非永恒不灭。

1997年，陈嘉铭正修读大学二年级。6月30日晚的画面，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当晚一班同学聚在一起，有的打麻雀，有的看电视直播。“看完直播之后，便去了中环旧立法会听音乐会。那时候的气氛，好像大家要讲埋要讲的话，唱埋要唱的歌。”陈嘉铭多次重复，当时有种莫名的害怕。回归前几年，陈嘉铭的亲戚开始移民，但他的家庭不能负担，所以没有一同离开。“妈妈经常跟我说：‘唔使惊，我哋冇钱，留低冇事嘅。’听到之后，直觉更觉得会出事，但当时其实不知道自己惊什么。”

陈嘉铭说，97的阴霾笼罩着他与家人，反观当时的曾志豪，却一脸轻松。他坦言，读书时对97的感觉十分迟钝。“那时还在读中学，只顾考试和玩。可能当晚瞓住觉就过了。”曾志豪的父母分别在内地任职教师与医生，经历过文革、大跃进等运动，难道没有阴影吗？“可能他们愈了解敌人，便觉得敌人并不可怕，当时他们还颇正面的。”父母的积极态度，反令他甚为期待回归的来到，“读书时英文不好，还以为回归后是否不用说英文，只说普通话就可以。”曾志豪笑说。

双亲来自内地　曾：春晚是家人回忆

在陈嘉铭与曾志豪心中，回归的分量截然不同，对中国的印象亦南辕北辙。“印象都是从书本上得来，所以好模糊；到大学参加六四晚会，知道中国民运人士的处境，就会开始想，中国在政治上的操控，何时会来到香港﹖”陈嘉铭淡淡地说。

反之，曾志豪自小常常跟随父母到内地旅游，亲戚亦遍布多个省市。他说与平辈相比，他对中国的认识肯定较深。15岁那年，曾志豪身在福建的酒店，与父母第一次看春晚（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他看到所唱歌曲全都歌颂中国，不明所以，“当时不懂得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春晚的相声表演也会讲述民情，甚至会讽刺官员，我就知道了许多。”当时曾爸爸一边陪着儿子看，一边从旁解释，春晚就此成为了曾志豪与家人的回忆，“所以我对中国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基于家人的情怀，陌生则是始终没有亲身接触，这可以解释日后为何我会被讲成大中华胶。”

97警号——23条立法、钟庭耀事件

二人年轻时对回归及中国的取态，恍似各自站在天桥的两端；直至顺着回归后的脉络一直走，他们不约而同听到了回归的警号。“回归后一两年，我发觉没有什么事发生，那种惊开始淡化了。”陈嘉铭说道，曾志豪亦点头同意。“但直至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七一游行，我便开始肉紧起来。”他解释，回归前夕虽有各种声音说言论自由会被收紧、一国两制等问题，但始终不够贴身。直至2002年，政府为《基本法》23条进行咨询，陈嘉铭开始担心将来的集会、言论自由受影响，才惊觉中央的爪子慢慢伸进港人的生活当中。

曾志豪的警号则响得较早。2000年，钟庭耀在报章撰文，指行政长官董建华透过中间人施压，要求停止有关行政长官及政府的民意调查。曾志豪当时刚加入香港电台，协助phone in （烽烟节目）收听电话。他忆述，主持在节目后纷纷讨论此事，让他猛然发现97前后的模样，犹如两块磁石的正极相遇，互相排斥。“我好有印象他们说97前边系咁做嘢，以前的政治技巧好叻，他们的反应让我知道，97前后系好大分别，原来以前（政府）是不会搞大学。”曾志豪收起了笑容，语调坚定地说。“钟庭耀事件”恍似一股电流，让曾志豪联想起97前旁人对中国的言论，以及“六四事件”，“当时会想起六四后的北京大学，以往百花争鸣的讨论真的一下子消失，由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97终于都来了。”

中港问题屡被围剿　​遭批卖港、转軚

97前夕的传言犹如旱天雷，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雷声过后，黑压压的密云逐渐靠近。中港问题随着两地来往愈渐频繁，如暴风雨般来袭，曾志豪、陈嘉铭和其他香港人一样，想躲也躲不过。由1997年后一触即发的居港权风波，到新移民问题、自由行以及水货客，20年来中港关系愈来愈紧张。曾志豪曾就繁简字问题发表文章，称餐牌上的简体字只为方便与内地人沟通，并不觉得有歧视本地人之意。他形容当时批评声音如海啸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写那文章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反应。当时只是想：为何有简体字就等于献媚外呢？”曾志豪苦笑着说。

曾志豪坦言，因为家庭背景及儿时经常到中国的关系，故他理解，甚至包容内地的人民。“我对政权是难以容忍，但是对人民却十分同情，甚至有好感，这些正正与香港的主流意见相违背。”他无奈地道。经历连番笔战，曾志豪的堡垒被围剿，心情如同败军之将。他明言：“我现在是不会做第二次。”辩论队出身的曾志豪竟然不再争辩，是选择妥协吗？“我有检讨过，我所说的并不是真理，只出于我的经历、感受。虽然我不觉得简体字侮辱了香港文化，但是好多人惊这会发生。这种争论对大局有点无谓，因为成个潮流都系咁行。”这次，真相未能愈辩愈明，曾志豪甚至被舆论吞噬掉；反之，陈嘉铭内心的火熖却继续燃烧，“我觉得有需要继续写，因为要让大众想清楚争拗点是什么，而并非要煽情或全部反对，所以我会坚持去继续参与。”他答道。

陈嘉铭曾经于公开场合中讨论双非婴儿的问题，当时他说单纯地指骂这些双非婴孩是“蝗虫”，对整件事情毫无用处，应该集中讨论制度，以及审批权的问题。他忆起，发言后台下的人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而台上的嘉宾亦质问他是否转軚，“香港有一个不好的气氛，就是要人停一停去想清楚，当大家反对些什么的时候，就会被人指摘说偏帮大陆。”

拉箧即水货客？　陈：部分港人思想好直线

二人的经历不难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常听的口号——“无限上纲，无限上线”。当时主张“从现象看问题本质”，现时则指将问题提升至国家、民族及政治层面的高度，从不问及当中的因由、问题核心。

20年来，香港人对内地人混杂着复杂的心情。陈嘉铭尝试抽丝剥茧，分析港人的痛处从何而来，“仇富是其一，还有对政权的不满，放大到所有问题。”曾志豪对此不甚同意，他觉得有些港人没有理会共产党，是纯粹对大陆人的形态、行为反感，“如果广东道排队那班，换了是鬼佬，你心情会不会好些？还是只要他是中国人，就不能包容？如果是的话，这代表了‘大陆’两个字，等于全部都唔系好事——这已超越了单纯对政权的憎恨。”曾志豪说。

中港矛盾的问题愈滚愈大，曾志豪认为，部分港人甚至只选择放大中国的劣行，将优点一概抹杀。他以内地的歌唱比赛节目为例，初时大家并没有太大反响，但当有香港歌手上去参赛，则引起连串的谩骂声，“他们觉得观众造假，歌手只懂得‘鸠嗌’（意即飙高音）；但上面的舞台真的靓，歌手又可以完整唱一首歌，这些没有人提过。”看不见，还是不愿意看见？香港向来以拥有言论自由为荣，但在中港问题上，赞美声音或许会惹来不满。“当你认真跟人讨论时，有人会骂媚外啦、返大陆啦你。争论到现在这刻，我开始接受现实——人们不能将每个问题都分清楚，继续争拗下去，我真的觉得有点攰。”曾志豪带点泄气地说。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部分内地人的行为，的确影响本地人的生活。陈嘉铭承认，他们的行径部分是难以容忍的，但有些港人却“一竹篙打一船人”，将不满诉诸于所有内地人身上。“有些思想是好直线，即是拖箧就等于水货客，结果真的伤及无辜。”

陈嘉铭在大学任教社会运动，他发现学生在政治问题上，也容易堕入线性思维，“有同学说支持港独，乍听之下，他们的理据就是拒绝一切大陆的事。所谓的港人治港，就是对港独的理解。”陈嘉铭流露着担忧的眼神，继续说：“着实要花时间跟他们分析对错。他们只得十七、八岁，便那么快得出这个结论，其实并不理想。”

讨厌内地人 却变成了内地人

港产片《志明与春娇》中，有句这样的对白：“你愈想摆脱某人，但就愈会变成某人。”曾志豪面露苦笑，淡淡地说：“我们愈抗拒中国，但她慢慢入侵生活；最可笑的是，我们不自觉复制了他们的行为及用语。”

近年，传媒及网民于社交平台吹捧“本土”及“香港精神”，这让曾志豪联想起与中国人民对国家的盲目支持是异曲同工。“近年愈来愈多标题写‘香港人撑香港嘢’，我好惊这种写法。因为不是为好而撑，而是因为‘香港人冇理由唔撑香港精神’。但是，当中好在哪里呢？似乎完全欠缺中间的论述。”此外，曾志豪还提到网上经常看到的字词，例如：没女、吸睛，也是从大陆传过来的。“明明我是耻笑你，但发现某些文化是抗拒不到，还十分接受；这是否代表你所耻笑的东西，原来还有其他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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