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被忽略的3.3%男性受害者　性别标签令求助困难易被二次伤害

“我会有Panic attack（恐慌突袭）的情况，会发羊吊（癫痫症），变得很失控……每星期也会有两至三次，以及经常会有自杀念头。”每当经过自己曾被性侵的地方，Calvin的惊恐症都会顿时发作，难以突破生、心理关口。遭受性侵，受害人需要别人的聆听，但社会对男性被性侵，往往比女性受害者较少付出同情心，令男性不愿发声。
根据社会福利署2020年统计，674宗性暴力案中，3.3%受害人是男性，但现实中，他们是否真的占如此少数？社会对这3.3%给予的关注，又是否足够？
记者｜何善谦　编辑｜洪卓儿　摄影｜何善谦　洪卓儿

23岁的Calvin（化名）是一名同性恋者。由小学至今，曾遭受四次性侵犯。惨痛的经历，除了造成身体的伤害，更多的是令他对自身质疑，以及对人失去信任。由被性侵，到患上惊恐症，亦是Calvin一直预计不到的创伤。在性侵伤痛和惊恐症之间拉锯，成为Calvin在青春期路上的挣扎，更令他思考一切问题是否源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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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四次被性侵，令Calvin的恶梦一浪接一浪。入读大学的首两年，曾咨询临床心理学家，Calvin被发现患上惊恐症。当时他每星期都会惊恐症发作两三次，每次病发长达10至15分钟，身体会不停颤抖、尖叫，严重的更会癫痫、在地下打滚，亦令他一度萌生自杀的念头。

Calvin坦言至今仍有一个心结解不开：

为甚么其他人都会性交，但他们真的是很开心地性交……但我就会被人伤害呢？

曾经有段时间，Calvin发生性行为时，某些性爱动作和姿势，会令他回想以前遭性侵的经历：“那一刻我整个人会害怕得定格”，并停止性行为。他曾把被性侵的原因归咎于自身，批评自己对人和事的判断力都很差，好像与“性”扯上关系便会有坏事发生。而自己总对好人有戒心，反而相信伤害自己的人，令他十分自卑，甚至认为人生值得一提的，就只有被性侵的不堪经历。

为解决性侵带来的创伤，Calvin在大学二年级时，决定向明爱晓晖计划社工寻求帮助。晓晖计划专门协助童年受创伤和性侵犯的成年人。Calvin与社工平均每隔一星期见面，辅导前他一直怀疑自己被性侵时没反抗，是否代表自己享受性侵过程。但经过一年辅导后，Calvin了解到尝试推开或哭等反应，皆属反抗表现，从而释除了他的疑虑，不再怪责自己。除此之外，他亦学会原谅加害者，理解对方行为背后的原因，或基于成长背景、生活经历等种种因素。自此，他因性侵而引起惊恐症发作的次数亦大大减少，现已完成整个辅导。回首从前，Calvin回忆起仍会替自己心痛，同时感慨自己经历了许多苦难，但仍好好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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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以外的性侵　厕所为性侵常见场所

从事男性性侵辅导十四年，现任明爱家庭服务临床督导主任古锦荣指，性侵犯可以是肢体、言语或视觉上的侵犯。同时，若该行为违反当事人的意愿、或在当事人不够成熟，未有能力了解、被逼、不清醒的状况下发生亦算性侵。带有性意味且不当地裸露身体、手淫、口交、插入式性交等皆是性侵的常见方式。

古续说，公园、公厕、泳池和家中都是性侵常见的场所。公厕和泳池是较容易看见性器官的地方，而公园则是让人放松的休憩场所，容易令人放下戒心。除了被外人性侵，家人的侵犯更是避无可避，所以即使在家，亦可能没法逃过被性侵的风险。

另一性侵受害者Jack（化名），今年19岁，是一名双性恋者，被性侵的经历也是发生在厕所内。两年前中学运动会上，他被同校师兄拉入厕格内强吻，再抚摸他全身。Jack被突如其来的性侵吓得不知所措，当他尝试离开厕格时，师兄却一手把门按住，令Jack无法离开，最后师兄强行帮他口交。

而由于Jack和师兄住所距离很近，事发后间中在街上碰见他时，都会令Jack回想那15分钟的性侵经过，觉得过程非常恶心，更直言很想师兄死。惟师兄到上个月，仍不断发讯息骚扰Jack，就算Jack已封锁他全部联络途径，他仍有方法联络Jack，使他感到非常烦厌。 虽然被性侵，但Jack没向家人或社工透露此事，因若告诉他们自己被男性性侵，就等於坦白他的性取向，所以只有和一两个可信任的朋友倾诉。

经历被性侵，Jack却感到后悔和自责。他认为自己本有能力反抗，因为自己明显比师兄高大，但当时却没成功阻止师兄。Jack视之为教训，往后用交友软件约见网友时，都会变得更警惕。当遇见奇怪的男网友，便会借借口先行离开，避免性侵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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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受害者难求助　数字远低于现实

古锦荣曾观察辅导中的50个男性性侵个案，结果显示过半个案发生在6至10岁，逾九成受害者16岁前不会向别人透露自己曾受性侵，三成受害者更会将性侵秘密埋藏超过十五年。古指出不少个案抑压了十几年，又没向人倾诉，也不知如何向社工求助。

根据社会福利署近五年的性暴力数字，男性性暴力个案平均占总数目约百分之三，2020年录得22宗，古锦荣直指“百分之三肯定是低估了。”由于不少受害者对人缺乏信任，没向政府机构呈报，亦没向社工求助，因此数字未能反映男性遭受性暴力的实况。

古锦荣指出社会传统男性性别定型，男性被标签为强势、可自我保护，令男性没受伤空间，更假设他们只会令别人受伤。当男性受到性侵，社会就会视他们为软弱、无法自我保护，即使他们受伤也应自行解决，导致不少男性不会向社工求助。古续指男性受害者往往会质疑自己：

当我承认自己受性侵，那么我岂不是很无用？不像一个男人？

男性受害人对自身的另一质疑，就是自己的性取向。古锦荣说，不少男性在受到性侵时，身体会有生理反应，导致受害者误以为自己享受被性侵的过程，更怀疑自己是否同性恋。古解释，身体受到抚摸时感到兴奋是自然的本能反应，并非大脑能控制，有生理反应不代表受害者是同性恋，也不代表愿意被侵犯。

受害人除了与男性身分标签及性取向拉锯外，他们亦担心向别人坦白后，对方会不相信。古举例指曾有受害人喝醉后，被男同事脱去衣服并触碰性器官。由于当时神智不清，受害人并不确定详细的侵犯过程。所以即使他事后报警，警员不断质疑他是否喝醉后幻想受到性侵，最后亦只把事件记录在案。受害人对此感到不被尊重，亦后悔报警。古锦荣指出社会经常鼓励受害人要勇敢说出来，但现实中即使男性受害人将经历和盘托出，换来的却是质疑和不相信，为他们带来二次伤害。

男性辅导资源不足　求助人最后或不了了之

古锦荣曾任明爱晓晖计划辅导社工，计划专门帮助童年受创伤和性侵犯的成年人，当时计划只有古锦荣一位男社工专责辅导男性受害者，后来他于2015年被调到明爱家庭服务中心，现时同时为晓辉计划及明爱家庭服务中心接收男性性侵个案。

但事实上，香港专责男性性侵辅导的机构只有晓晖计划及芷若园。古锦荣透露虽然不少男性受害人致电求助，但当他们得知社工排期需到数月后，便放弃求助：

对他们（男性受害者）来说，打一通电话求助是非常困难，他需要将这个非常羞耻的秘密告诉别人，其实非常不容易。

古希望尽量安排与受害人在一至两个星期内见面，但由于现时他和约十位于明爱家庭服务中心工作的男同事各有职责，而古自身亦正负责六至七宗个案，所以唯有在空余时间处理其他男性受害人的求助，导致不少未能及时安排见面的个案，最终不了了之。

现时晓辉计划只有公益金拨款资助，但款项不足以满足服务需求。古锦荣曾尝试向公益金以外的机构争取更多拨款，但都失败而回。古指，受助人数多的服务通常较易得到拨款，“这群人（被性侵的男性）是社会服务的罅隙，因为他们不会自动走出来告诉别人。”而且男性性侵受害者的深入辅导需时长达两至三年，人手短缺令受助人数大减，因此相比其他辅导服务，就更难得到拨款。

性教育守旧　尊重教育助防性侵

除了拨款不足，古批评现时香港的性教育不合时宜，例如性教育从没教导性行为要尊重他人意愿。学校的性教育指引于1997年编定，内容停留在“遇到性侵犯就要大叫不要并逃走”、“要告诉信任的人”。但现时性侵问题在于不少侵犯者正是受害者身边亲近的人，当最信任的人都侵犯自己，受害者又可向谁求助？古建议推行“尊重教育”，人们性交前，需了解对方是否愿意与自己进行性行为，亦需明白对方随时有权拒绝，这样才能减少性侵发生。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被忽略的3.3%　男性侵受害者　说不出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