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出行︱健康码控制疫情与私隐如何平衡？国际两大系统各有争议

要控制疫情，最有效莫如追踪病毒传播者的去向，找出与确诊者接触的人，截断传播链。但要长时间记录市民行踪，会引起侵犯私隐的疑虑。内地使用健康码已有大半年，应用程式以实名登记，民众出入公众场所扫描二维码，中央系统收集用家的个人资料及地理位置，市民行踪被记录得一清二楚。
香港政府正磨拳擦掌推出港康码，市民却有保留——到底个人私隐要紧，还是控制疫情更重要？追踪接触者的程式，是否必然要侵犯私隐？这是全球人类都面对的难题，香港的学者、民间和政府都在研发另一些系统，尽量平衡二者，且看人们能否接受。
记者｜李悦　编辑｜郭乐欣　摄影｜李悦　郭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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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下旬疫情刚悄为缓和，大学生就要回校与多人共处一室一起上课，甚至在饭堂吃饭，难免会有担忧。在香港浸会大学（浸大），学生进入饭堂或其他地方，可使用感染风险通知应用程式BU-Trace，扫描应用程式相应二维码（QR Code），记录曾到访的地方。不过，同学担忧会被学校知道自己的行踪，因而对使用应用程式有所却步。

浸大学生及职员扫描二维码后，手机上便记录了个人行踪。当有用家确诊新冠肺炎，需通知校方，待校方确认后，可自行上传到访纪录至系统。应用程式会通知所有使用者有用家确诊，并根据用家与确诊者进入同一场所的时间分为不同风险评级。例如用家在确诊者到访前15分钟或后30分钟扫描相同二维码，会被定义为高风险；而未曾进入同一场所，会被系统评为没有风险。应用程式旨在减低有感染风险的用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散播病毒的机会。待应用程式在Google Play商店上架后，校方会在人流较多，或要脱下口罩的高风险地方，如饭堂、图书馆和部份研讨室等，放置100多个二维码。

记者访问过五位下载了BU-Trace的浸大学生，他们在复课后试用了两、三日，但因校园未有大量装设二维码，未能尝试扫描。他们表示不会继续使用，主要因为私隐问题，不希望自己的行踪被记录，甚至为学校所知。再加上学校宣传少，只发过一次电邮宣传，同学都不清楚应用程式的运作方式和目标。而由于安装应用程式属自愿性质，身边没有同学使用，他们认为其成效不高。

即使有浸大学生于10月7日确诊新冠肺炎，但五位同学对应用程式的取态没有改变，未有打算使用应用程式。陈同学指出：

知道可以不回校、不一定要回去先做到的课堂，就大部份人都选择不去上学，所以没有说（有人）确诊之后，突然多了人去用（应用程式）。

研发团队成员之一，浸大计算机科学系副系主任徐建良教授形容，应用程式的作用就如个人日记，除非用家不幸确诊新冠肺炎，否则内容只有用家本人能够查阅。资料只会储存在用家的手机里，所有行踪纪录会在14日后从手机中自动删除，中央系统不会有任何纪录。而且用家不需注册，应用程式不会收集任何个人资料，系统亦因而不能辨别用家的身分。徐建良指需要至少六成返校人士使用应用程式，才能追踪到密切接触者及截断传播链。不过他认为：

找多一个都是一个，即是减少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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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公司试行系统　冀私隐与追踪疫情中取平衡

科技公司iBonus Limited亦有研发一套相似的系统，希望减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病毒的机会。公司在不同场所设置终端机，用家可拍智能卡，如八达通、职员证；或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扫描个人二维码。系统采用匿名集中式系统，收集到的资料会储存在系统云端。当有用家确诊，需要通报系统，其他有感染风险的用家就会收到系统通知。团队参考政府标准，定义曾在确诊者拍卡前后六小时，进入同一场所的用家为有感染风险。用家使用个人二维码的话，要在应用程式上以电话号码登记。该公司强调，不论是个人八达通或是电话号码，系统只会纪录一串乱码，不能识别用家身分。

系统目前在香港有数个试行点，包括学校、酒店及街市，共安装了百多部终端机。记者到其中一个试行点观塘安泰街市视察，15分钟内有超过110个人次经过终端机，却无人使用。询问过六位档主及三名街坊，发现只有一名档主使用过终端机，其他人均表示不知道街市安装了终端机及其作用，更有面向终端机的摊档档主指未曾见过有人拍卡。使用过系统的档主表示很多人都没有留意终端机的宣传，自己亦是询问安装人员，才知道系统的用途。

iBonus Limited董事总经理刘永乐坦言，并不预期能做到百分百覆盖率，但认为只要有三成人使用系统，就能大大减低新冠肺炎传播率。问到市民或会有私隐忧虑，刘永乐指出不能过份强调私隐，也不能过份监察用家行踪。他认为如果两者间没有取得平衡，因而放弃追踪确疹者行踪，只依靠限制市民活动防控疫情，会导致经济受挫，“睇下边个死先。”

国际间系统各有争议　专家：集中式、分散式皆不完美

现时有多个国家使用各种追踪系统，以阻截疫情扩散。当中普遍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或蓝牙技术，以纪录用家行踪或接触纪录。于私隐处理而言，系统主要分为集中式和分散式，分别在于储存用家资料的方法。集中式将资料储存在中央资料库（如上述iBonus），而分散式则储存在使用者的装置（如浸大BU-Trace）。

以Apple与Google合作研发的应用程式编程介面（API）为例，就是分散式系统。在任何城市或国家使用前，需要当地政府授权，强调能保障私隐。到目前为止，采用分散式系统的国家比用集中式的多，前者有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地，而后者则有法国、挪威等。然而，这些系统都面对使用率低的问题。以冰岛为例，现时采用分散式系统，即使自愿使用率最高，亦不足四成，主要原因是市民对应用程式处理私隐问题欠缺信心，担心泄漏个人资料及行踪。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保侨认为，私隐问题是集中式系统最主要的争议。集中式系统让政府拥有大量市民的个人资料，令人担心资料会被用作其他用途。例如透过位置数据，能了解一个人的习惯性行踪。而且万一泄漏资料，或会造成标签效应，曾确诊新冠肺炎或曾是密切接触者的市民会被标签。他补充，这个状况不限于香港，而是国际问题。

至于分散式系统，方保侨认为最大争议是成效，因为是取决于使用人数和用家“勤力”与否。以扫描场地二维码的系统为例，用家每次到访场所都要主动扫描：

有扫就有记录，没有扫就无（记录），这样很难追踪，而成效亦有问题。

不过他指出：

当然没有一个系统是完美的，两者本身都有一些缺失。

政府将推感染风险应用程式　私隐忧虑或影响成效

根据9月5日创科局局长薜永恒在《政经星期六》的发言资料，香港即将使用的感染风险通知应用程式采用分散式系统，配合场地二维码使用。市民下载应用程式后，每到一处，可扫描场地二维码，行踪就会自动记录于用家手机中，不设中央资料库。当某场所出现确诊个案，应用程式会识别用家到访的地点和时间，并通知曾到访该地点的人。

记者早前向创新及科技局查询有关感染风险通知应用程式的推出日期和详细运作方式。局方回复指，该系统目前仍处于试验阶段，未有推行安排及内容，因此未能公开更多具体细节，例如系统会否自动删除用家行踪纪录、确诊者如何通报应用程式等。

方保侨认为，应用程式的实际成效与预期有机会存有落差，原因在于市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即使政府保证应用程式不具追踪功能，市民可能仍然不会使用。他建议政府至少提供由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负责的私隐影响评估报告，评估应用程式对私隐的影响；如能举行公众咨询，则更为理想。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不以私隐交换 —— 健康码的其他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