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任匡披上白袍前线抗疫　新手爸爸参与政治坚拒妥协：继续撑下去

“我没有想过不做（前线抗疫）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或者天职。”二月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香港持续扩散，公立医院心脏科专科医生黄任匡请缨加入前线抗疫团队（Dirty Team），专责照料新冠病毒肺炎疑似和确诊患者。
早在2003年沙士爆发，当时还是医科生的他见证前辈在前线“打仗”；昔日小子长大，今次抗疫症的责任就落在他这一代的肩上。在疫症爆发初期就要闯进未知的战场，他坦言确有挣扎，然而疫情规模之大，令他很快意识到上前线是唯一的选择。他当时希望从前线退下来后，可以赶及迎接女儿出生。每次说起初生女儿，他都不自觉勾起一抹笑意。
记者│何泳薇　编辑│萧韵蕊　摄影│萧韵蕊

2003年非典型肺炎（沙士）爆发时，黄任匡正就读港大医学院二年级。当年他和其他医科生看著前辈怎样站在抗疫前线“打仗”，他意识到原来代价可以很大。黄任匡坦承，当年曾陷入挣扎的十字路口，质疑自己是否已预备面对将来的疫症爆发：“前辈在前线打仗‘揾命搏’，轮到我的时候我能否做到呢？”今时今日他站在抗疫前线，正是当年思考的结论。他早在沙士已准备好要应付大型疫症重临：“今次（疫情爆发）不会是最后一次，将来都会发生。我地预计到要打这场仗，大家早已有心理准备。”

在一月中，香港陆续出现新冠肺炎怀疑个案。黄任匡工作的医院筹备成立专责照料疑似和确诊患者的Dirty Team，为期六星期。黄任匡坦言当时未知疫情的严重性，妻子亦已怀孕七个月，所以他曾挣扎应否主动加入Dirty Team：“可能轮不到我加入呢？可能可以避开呢？”数天后，香港始出现确诊个案，他意识到疫情规模比想像大，且很大机会长时间持续，他认为上抗疫前线只是迟早的事，倒不如尽快做，二月初投入前线，三月底退下来，以便照顾预产期为三月底的太太及初生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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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医生需与怀疑染病及确诊病人接触，感染风险比较大。即使早已有心理准备，但毕竟是第一次进Dirty Team，黄任匡指压力不少，甚至曾经幻想自己不幸去世的情境。为了做好万全准备，他把头发剃成平头，避免头发沾上病毒；一直患有牛皮癣的他，需要长期服药和涂药膏控制。但这些药抑制免疫系统，换言之服药后较易感染病毒，他为了工作和自身安全，早在两星期前停用药物。在前线期间，他时刻提醒自己做好防护措施，更全程入住酒店，每天都想可以怎样好好保护自己：“我不可以死的，万一死了太太怎么办呢？现在女儿只有一星期大，她怎么办呢？”幸好他平安无事，离开Dirty Team时，太太已经怀孕36周，女儿随时出生，“时间刚刚好”。

前线医护压力大　卸下防护衣成新手爸爸

黄任匡回忆疫情初期，Dirty Team每名医生每日照料约十个病人，恒常工作包括巡视病房至少两次，及开会讨论病况至少三次，工时长达九小时。虽然初期确诊数字较少，但压力源于对病毒的一无所知，例如当时连病毒潜伏期也不确定，初时说七天，后来说14天甚至更长。另外，病毒传染力强，即使染病也可能无病征，这威胁关乎自己和家人，更有同事写下遗书：“我们医院（屯门医院）是谢婉雯医生因沙士殉职的地方，大家又会想多很多（坏的情况）。”不过，工作未有为黄任匡造成过大心理负担，但由于他在加入Dirty Team前停服了抗牛皮癣药，他的牛皮癣一度恶化，比以前更红和痕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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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任匡估计若疫情持续多半年，每个同事至少需负责两次Dirty Team工作，意味他随时要再加入前线抗疫。现在女儿已出生，他不会再主动请缨，不是因为怕危险，而是怕无法看顾妻子和女儿。初为人父，黄任匡表示照顾女儿比想像辛苦。过去一星期，他每晚隔三至四小时喂女儿喝奶，再哄她入睡，他基本上没睡过觉。他难以想像若要重回前线，数星期不在家，妻子独自照顾女儿会有多辛苦。不过，如果上司要求，他不会拒绝：“很多同事都要照顾家人，我不是特别例子，有初生女儿不是‘免疫’的理由。”

黄任匡在接受访问前，刚刚哄睡了女儿。“我没有写遗书，但有写信给我当时未出生的女儿。”给女儿的信件写了甚么？黄任匡有点尴尬地笑：“都是些老生常谈啦！”。他想了数秒，忆述信件内容：“我知道太太怀孕时，正是反修例运动刚开始之时。我在信中告诉女儿：‘外面的世界很纷乱，但爸爸妈妈会保护妳，会和你在这个世界一起生活下去。’还告诉她现在世界发生甚么事、爸爸妈妈在做甚么。妈妈很担心，所以将来一定要爱妈妈啊！”说罢，脸上又挂上甜蜜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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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医出于偶然　医者关怀为本

他自小兴趣多多，摄影、绘画、书法、辩论、戏剧都有涉猎，但没有确定的目标。他就读中六时，有一晚睡觉时突然咳血，后证实患上肺结核，需住院两个月接受治疗。这次经历使黄任匡考虑踏上杏林路。康复后虽萌起当医生的念头，但仍未摸清心里想法。结果在报读大学时，他把港大医学院放在第一志愿，第二是中大分子生物技术学，第三竟是港大文学院：“我有想过读艺术。那时心态是（入读医学院）行就行，不行就算。不行我就做科学家，或者艺术家。”

令黄任匡感庆幸的是，随实习期间与病人接触，到后来加入公立医院内科，每每看见病人康复出院都甚感满足，使他无悔选择行医之路。不过最有满足感的一次，并非成功拯救病人，而是好好陪伴病人走生命最后一程。那位病人是位90岁的伯伯，由于有长期病患，不适宜进行心脏手术，命不久矣。黄任匡用药物纾缓伯伯的痛楚，好让他离世时没受太大折磨，更让伯伯在亲友陪伴下安详地辞世。伯伯离世后，他的儿子送来了果篮，答谢黄任匡的陪伴与体贴。这是黄任匡第一次无法救治病人后仍收到家属的答谢，事隔九年仍非常深刻：

有时帮到病人和家属的不是尖端的医疗科技，而是用心关怀他们。

幼时心直口快不妥协　不擅与人相处

“医护人员不只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黄任匡曾在社交平台上以“手足”形容同事；医护工作固然讲求团队合作，但黄指自己在求学阶段其实不擅与人相处。说起老师对他的评价，他想了一下，说：“有些老师觉得我聪明，很疼锡我；有些老师觉得我嚣张，不喜欢我。”黄任匡读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叫一位害羞的女同学大声朗读课文，女同学只小声地读，老师重复要求，女同学仍没大声读，结果女同学受老师责备而哭泣。这时，邻座的黄任匡按捺不住，直言不讳地放声道：“哭甚么哭？有甚么好哭？读大声点不就行吗？”他惭愧地笑道：“我小时候不懂替他人设想，真的没很多朋友。”初中时他因不会与人相处，甚至被人欺凌。

少年黄任匡不单口直心快，而且很难妥协，“硬颈”的性格遗传自妈妈。1999年，中六的黄任匡担任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学生会会长，他打算趁“六四事件”十周年，在校内举行悼念晚会、举办展览和出版刊物回顾事件。岂料当时校长作风保守，坚拒举行相关活动，于是黄任匡直接到校长室与校长理论。回想起来，黄不禁失笑：“学生不应与校长吵架，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觉得对的事、应做的事，就不会听其他人说。”最后虽办不成悼念晚会，但成功出版了刊物，和举办只有几块展板的“展览”。黄任匡笑言：“算是‘阶段性胜利’吧！”

参与政治与救治病人　皆义不容辞

虽然后来成为医生，学会团队合作，但面对社会议题，他仍然坚拒妥协。“我们（医护人员）早预料要与病毒打仗，但没有预料同时要与政府打仗。”由一月底起，身为杏林觉醒成员的黄任匡多次要求政府“全面封关”，又在民间记者会批评政府抗疫无为，呼吁市民自救。他没有参与罢工，一方面本著救治病人的初心，不忍离开岗位，另一方面认为罢工无助向政府施压。他愤慨地说：“罢工对政府来说可谓不痛不痒，因为政府不在乎香港人的生死。”但是，他仍尊重医护罢工的决定，曾在Facebook反驳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指“罢工对紧守岗位同事不公道”的言论，认为无论罢工与否都是为香港押上个人的未来。

关心社会源于双亲身教，黄任匡指父亲有每日阅读报纸的习惯，所以他会一起读报，自小留意时事新闻。他更在2016年与其他医生组成“真普选医生联盟名单”，参选特首选委并成功当选。但是，高调论政会否令父母担心他的前途？“其实他们也明白和支持。我亦会向他们解释，他们拿我没办法。”黄任匡笑说。他亦不时听到旁人的闲言闲语，例如曾有同事“半认真”地说他快要升职，著他“小心点”，免得断送前途，不过他指暂时未受实际打压。

既要医治病人，又要偶尔接受访问和出席公开场合议论时事，现在还要照顾家庭，不累吗？黄任匡曾连续工作30小时，被问到有否想过离开工时长、压力大的公立医院，他想了五秒，留下简单的答案：

我暂时还撑得住，就继续撑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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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披上白袍前线抗疫　断症也论政 —— 专访黄任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