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口味导赏团：“油麻地死最多人的地方”　直面死亡、贫穷与歧视

香港基督徒学生运动（SCMHK）早前举办城市凶案导赏团“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一听就知重口味。任职律师，街坊导赏员陈玉峰带领我们游走油麻地一个又一个凶案现场。格格都死过人的庙街公厕、华德大厦离奇命案、油麻地便利店老板被刺死…“活在油麻地，死可以简单寻常。如一个露宿者无端端热死，而我们要反思的是，凶案背后反映死者生前的处境，以及政策未能关顾哪些人。”陈玉峰说。

庙街公厕格格死过人　车祸映照社会人心

庙街天后庙一街之隔的多用途停车场大厦，陈玉峰说那里是“油麻地死得最多人的地方”，“曾经有个中学老师借同事500万炒股，欠债没钱还，在大厦跳楼轻生。楼下公厕更加是格格都死过人，通常是瘾君子吸毒死去，有个瘾君子死后，有人上前偷他银包，第三个人见到，上前捉贼，两人才发现那人已死。”本地人外，也有外国游客离奇死去，某夜，有人打开厕格，见到一个德国人死了，财物没损失，但牙齿全部掉落。

与陈玉峰、SCM成员陈可乐一路走去，经过油麻地旧警署、果栏、华德大厦，还未到行程一半，记者已经与不少死人“打交道”，耳闻他们的死状，脑海禁不住想像他们生前种种，为什么人会杀人？为什么人会死去？站在油麻地旧警署前，那里曾有一宗车祸，撞死了76岁运橙的果栏苦力，事后引来途人大肆执橙。

“你想想看，为什么一个76岁的老人仍要工作？仅仅为了赚得比综援多300元的收入而赔上性命，可见政府对长者的支援至今仍有不足；而我又很记得，当时一个执到橙的女人开心笑说可以榨橙汁饮，我自己不会对‘饮橙汁’那么期待，可以想像到，那个女人的生活与车祸死者一样，都不好过。”陈玉峰向记者展示Ipad内的剪报后，随后又往下一站走去。

华德大厦离奇命案

果栏一街之隔的华德大厦，有九龙市区罕见的平价单位，入场费不过200万左右，却藏有一宗轰动一时的离奇命案“彭楚盈案”。“1999年，陈方安生兄长方曼生的情妇彭楚盈被发现死在他的单位内，发现时推断已经死去4年。方曼生承认他和彭楚盈有亲密关系，彭死后那4年间，他亦曾经出入单位，然而警方与律政司皆没有进一步动作，一度被人炮轰指受到政治压力。”

站在天桥上，记者与华德大厦距离不算远，可以清楚望见好些单位内的活动，想到一条女尸死在大厦内几年，风好像变凉了。

“直到2005年，翁静晶和梁耀忠协助彭楚盈家人翻案，时任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决定召开死因庭聆讯，最后裁定是彭楚盈吸毒后昏迷，并且呕吐，被呕吐物咽死。至于为什么尸体那么久都没人发现，相信是因为华德大厦内一直有强烈异味，居民嗅惯了，就不太留意到尸臭。”这个原因或许有点牵强，但一想到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冷漠，更添几份恐惧。

印佣堕胎弃婴　边缘族群的挣扎

也不是每宗命案都是离奇，陈玉峰在油麻地港铁站、A出口旁的便利店、某个地盘外所诉说的，同样关于边缘的族群在这个城市的最后挣扎。

一个印佣堕胎，却还要被不知情的雇主指派到别处工作，她选择将婴尸弃置在车厢，逃不过闭路电视的法眼，被捕后，雇主马上解雇她。她说，“她为什么怀孕，当然不可能知道，而是作为一个远来香港的人，她无助，而且只能出此下策去解决，只为了不让雇主知道她怀孕和堕胎。”

油麻地便利店老板被刺死，相信许多人仍记忆犹新，当时不少市民向其遗孀捐钱，事件更一度被网民用来攻击南亚人，她说：“后来我们才知道凶手是加籍越南人，而我想指出的是，作为街坊，油麻地有不少南亚人聚居，但不全然是不法之徒，因为他们也要经营自己的社区，也是街坊。”

新移民的苦痛，在这几年的中港矛盾下，提起也不见得会获得同情，于是一个妇人在早上悄悄从大厦天台堕下，死在久无工人开工的地盘，多日后才被发现。陈玉峰说，那个妇人和不少新移民一样，“从内地到港投靠丈夫，才发现要与丈夫及老爷奶奶共住㓥房，受不住便出走，但是又能够走去哪儿？最后她在清晨走上天台，期间有人见过她，她尚要解释自己上去收衣服。”

死亡与城市的贫穷、歧视行程来到尾声，大家拖了一串逝者的名字与片段行走，脚步有点沉重，也从油麻地走到旺角了。在砵兰街垃圾收集站，一个只有15岁的少女的尸体被弃置，后来抓到凶手，他供称，奸杀了来私影的少女，并将她从油麻地运来旺角弃尸，“根据报章，那少女在女仆咖啡店工作，为了多点收入，便做私影，没料到遇上不测。”

在一间知名食肆内，亦曾发生一宗弟杀兄的惨案，弟弟是瘾君子，无赖成性，兄长上进，打工养家，“弟弟屡次借钱不遂，终于两人在餐厅吃饭时，弟弟抽刀插死兄长，逃去后想过境到大陆，马上被捕。事后他更向法官辩解，那把刀是买来送给兄长，法官当然不信。”

人性之恶，城市的哀歌，很想做点事，却很难听见所有亡魂的怨声吧？陈玉峰也观察到，要一个半小时行程内听那么多死亡故事，有恶意、有搞笑、有心寒、有边缘挣扎，“参加者确实很难处理那么多故事，见到他们脸上都有些惘然。这个导赏团是想用另一种切入点去看看我们的城市和社区，以前我在油麻地遇见过不少南亚人、凤姐、基层劳工，他们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死亡故事，为什么我能够与他们有所不同，有甚么保护到我？而没有保护他们？这是关于政策、制度、阶级的思考。”

至于随团的基督徒学生运动成员陈可乐说，死去的人，生前就是一群被社会歧视和污名化的人，“城市彷似会吃人，而凶案是城市的排泄物。我们想做到的是，以导赏团令大家认识到社会的贫穷和歧视问题，而集中讲述他们的死亡，某程度上也有种激进。”要不是有这个导赏，那些名字恐怕除了上报纸那一刹，根本就不会有人再关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