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差骨叶恺称五十年代曾打犯成瘾　现时警察行为难以服众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被日军攻占的香港重光，警队亦重新整顿。现已退休、在50年代加入警队的叶恺形容当时警队尚未成形，很多规则形同虚设，内部充斥贪污腐败的风气，只要有钱就好办事。
已届88岁的叶恺是《特立独行录：警察生涯四十年》的作者，两年前将自己在警队的经历收录成书，细说当年警察故事。在警队的40年间，叶恺先后驻守多间警署，亦曾任职初级法庭的主控官，以及隶属英国军情五处的港英政治部。回望过往的警察生涯，叶恺尝过警权无限大的滋味，利用过职权贪污、应对过暴动，更差点打犯成瘾。面对现时的警民冲突，退休前曾担任警校教官的叶恺认为，现时警察行为难以服众。
记者：梁颖欣，李乐宜｜编辑：邵颖琪｜摄影：邵颖琪

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结束，逃来香港的难民以每月十万计的速度增长，包括当年17岁在广州当小贩的叶恺。只有小学三年级学历的他随母亲到港后，曾在跑马地一间水果店送牛奶面包，从凌晨5时工作到晚上8时，晚上睡在店内满布臭虫的板床上，月薪只有15元。叶恺有感继续送外卖没有出息，便决定转行，在1950年投考警察，他笑言：“当年最低级的警察都有下栏(小费)收。”本来警察学历要求是小学毕业，但战后规矩宽松，他亦获取录。

警队贪腐严重　收取过路钱

叶恺离开警察学堂两个多月后，被派驻沙头角一带。当时韩战爆发，美国援助南韩，令北韩节节败退，同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国则支援北韩。美国对华实施禁运，香港也受波及，被施以严厉的贸易管制。失去中西方转口港生计的香港，成为走私要地，南生围、沙头角一带更走私泛滥。每逢夜晚潮汐涨退，一艘艘载有军火、车胎、西药等物资的小艇就顺著流水飘往大陆。

叶恺还记得警方会在主要干道上设置路障，截停经过的货车。愿意贿赂的司机会向警察示意，“做了手势，我们指向他，他点一点头。我们就会说可以走，放过他那架车。那个年代，一车是500港元。”叶恺将收到的贿款一半上缴给上级，剩下的就平均分给各个警员，每人分到约300元，相等于他月薪的三至四倍。

在50至70年代间，警队贪腐风气盛行，若商贩不交保护费，有事到警局时，就会被警察诸多留难。当时每间警局都会聘请“后生”，负责为警察清洗制服和擦皮鞋等，同时协助警察向商贩收取保护费。他们会把钱收藏在洗好的制服内，再放入各警员的衣柜中。叶恺后来成功投考督察，以见习督察身份等待正式上任期间，曾收到一封信件，告知他正被调查有否涉及贪污。他担心会失去工作和入狱，便主动向警署警长示好，与上司混熟，及后调查就不了了之。叶恺坦言当时检举贪污部由警队高层组成，“自己查自己”，形同虚设。当时执法者和监察者同流合污，警权几乎没有限制。直到独立于警队的廉政公署在1974年成立，贪污问题才见改善。

叶恺自言并不想贪污，一再强调当时是不得不贪，不然会被调走或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为了令自己心里好过点，他有时会向低下阶层伸出援手。他忆述1953年石硖尾大火后，政府想征收黄大仙一块土地兴建临时房屋给难民栖身，附近有位婆婆摆档卖花，但档口卫生情况欠佳，警署署长随即嫌弃地表示不想再见到这摊档，要求叶恺处理。既要完成上司命令，又不忍清拆摊档令婆婆痛哭叫屈，他便在早上踢烂婆婆摊档，私下叫另一位警长买两把黄色太阳伞，再找来新木材砌好摊档，令婆婆的摊档焕然一新，得以继续营业，建造费用则由他一人承包。

加入政治部　一度打犯成瘾

叶恺的警察生涯中最为特别而神秘的部分便是在政治部工作。从1949年开始，直到香港回归前，中英之间打起情报战，其中离不开一个神秘的机构：港英政治部。政治部在1934年成立，名义上隶属于香港警队，由警务处副处长指挥，并在1946年被纳入香港警队架构中，但实际上直接隶属英国军情五处(MI5)，主要负责反间谍及收集情报等多类特殊任务，并且严密防范和侦察中国共产党以及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在香港进行的间谍活动。1952年，叶恺在九龙城的扫毒表现突出，被调往政治部工作6年。期间他不可对外公开政治部身分，甚至被要求不要干预一般案件，即使看见街头打劫也不能干预，避免身分曝光。

政治部分为多个组别，包括文化组和劳工组等，组内又细分调查组以及行动组。叶恺属于文化组，负责调查全港书店、电影、左派学校、舞台等有否与中共交流秘密情报。他对工作相当满意，因为可以自由进出左派书店，阅读不同书籍，增值自己。除了审查书籍报刊，叶恺也会将政府拨下的部分津贴用作收买线人，包括左派学校的教师，查探学校的教学方法以及内容是否有吹捧中共的成分。

除了巡查工作，叶恺忆述当年警察会在山上以铁丝网圈起一个范围，用作囚禁政治犯，他亦曾入内工作。只要警官一点头，他和另一个警员就会上前，对犯人拳打脚踢，“打到他招认为止”。他想起当初一开始打人，会有些退却、害怕，但慢慢开始习惯和麻木，一星期多后觉得自己“打到有点上瘾”，担心难以抽离便申请调离岗位。看到最近反修例运动的冲突场面，叶恺开玩笑道：

以前我们打犯人是用麻布袋罩著疑犯的脸，现在的警察是罩著自己的脸打示威者，免得被人认出。

指警方执勤没编号荒谬

香港近半年来，反修例示威不断，叶恺感慨良多。他亦曾处理石硖尾暴乱和六七暴动，指当时的装备远不及现在精良，只有藤牌、手枪、警棍和对讲机，甚至水樽也不用带，要水时向路边市民求助即可。子弹种类较现在少得多，更遑论水炮车等装置。木弹已是叶恺记忆中杀伤力较大的子弹，他至今仍深刻记得一张伤者脑袋插著木弹的照片。

六七暴动期间，任职督察的叶恺负责指挥一个小暴动队，驻守港督府一带。示威者以言语谩骂，又向警察大吐口水，不过叶恺指上级若未有命令，他们都不会轻举妄动，直至得到指令便会冲前殴打和拘捕示威者。他强调警队强调服从，当时鲜少有警察失控，但如果少数不服从命令，一般上司也只会口头警告作罢。

叶恺认为现在的警察不应再像以前殴打犯人：“市民进步了，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有手机拍著。”他形容警察在镜头下施暴是愚蠢的行为。退休31年，闲来以书法为乐，示威期间偶尔会看警方召开的记者会。他形容大部份内容都是“垃圾”，觉得最荒谬的一次是记者问及怀疑打人的警察的编号，警方解释制服没有位置放编号，叶恺道：

一整套制服竟然不能容纳那么小的位置？简直是笑话，以前我们全部都有编号。

他认为不展示编号会令市民反感，编号应用作识别，市民若希望投诉亦需先知道身份，笑言:“被人打却不知哪个出手，当然不服气。”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当警权无限大　老差骨叶恺话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