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洲人语】80后离台回长洲　拍纪录片遇身份危机：像家里的客人

五年前，艺术工作者冼澔杨（Frankie）正修读硕士课程，放暑假期间从台湾回到长洲。他拿著一部单反相机，和一张只有15GB容量的记忆卡，初尝拍纪录片，想拍下外婆的故事。拍至一半，记忆体爆满，他便与外婆约好，在他生日翌日一起吃饭庆祝，顺道补拍片段。但外婆在他生日当晚急病离世，只差一点点，他想问外婆的问题，只能永远卡在心中，影片注定无法完成。“那时觉得老人家和家乡一样，永远都会在。”捉不住的，不止故人，还有故乡。到台湾读书工作九年，去年重回长洲，感觉一切物是人非，自己像是小岛的客人多于家人。五年后的他，拍摄过多部纪录片，他不想再和当年一样错过，于是手执摄录机，在香港一切快将消逝前，留下家乡的故事。“现在再不拍下来，就没有人做这件事。”摄影：郑子峰

访问与Frankie相约在长洲码头碰面，记者甫跟他说渡轮准备泊岸。他从家步行来到码头，前后不到五分钟。船停刚泊好，他便来到。

迎面而来的他，身穿短裤波鞋，笑容灿烂，一副悠悠闲闲的模样。“我咁著好正式喇！唔系就著拖鞋！”他笑著说，两颊酒窝格外显眼。他指，为表尊重已特意穿上波鞋来访问，不然作为本地长洲人，他只会“踢拖”，“滴滴嗒嗒”在岛上闲逛。他说本地人单凭打扮，一眼便分辨出谁是游客，若上年纪的人穿长裤、波鞋，则一定是出“香港”饮喜酒。

Frankie带记者环岛一圈。从码头到大排档，从家中到天后庙，从东湾到咖啡店，这一圈由他出生至今，三十年来他走上百回千回，慢慢看出这里的变化，逐一指出。当年，他在港岛读中学，每天放学便赶船回长洲，与朋友跑到沙滩游泳。那时，他不懂游水也要游出浮台。多年后，熟悉的沙滩饱历风霜，海沙堆成平缓沙滩被卷走，只剩斜坡。长大后的他亦变得胆小，不再游水。至于岛上，这边住宅改建的渡假屋愈开愈多，左邻右里总有一间，连带租金飞升；那边又一家酒吧开张，铺位每半年易手一次，上一手是餐厅。他说，长洲人惯以铺位作为座标，与“香港人”不同，非以街名分辨方向。改变无声无息来袭，老街坊如他有时亦对小岛感到陌生，“连游客都熟过我。”

从一个岛屿飘到另一个岛屿　归来人事境迁

会考后，佢对前途感到迷茫，曾念了副学士半个学期便退学。二十岁那年，他为兴趣毅然决定赴台读艺术。这一留便留了十年。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攻读硕士期间，他对纪录片产生兴趣，停学两年，加入制作公司工作。

制作公司替国家地理频道、央视、腾讯等大平台拍摄纪录片，五年间，他上山下海，曾捕捉打猎、捉鱼、火场救火等无数日常生活外的镜头。高强度的工作，高要求的上司，Frankie虽得到极佳锻炼，但一个人长年在外，他却渐渐患上抑郁症。当伴侣不在身边，他会独个儿躲在家，静对四幅墙；当外出时，走到马路边看到车辆开出，他又会想走出去。他说，绝无寻死的念头，“病来的，不是主动寻死这回事，可能看不到希望，可能第不到明天，或者钻了牛角尖。”于是，他只好放下工作，暂别在外的日子，回到长洲休养。

回来后，为了治病，他不再困在家。他遂拿起摄影机，在长洲四处拍摄，并没有指定主题。他最初打算从身边最熟悉地方取材，却发现自己脱节了。

“刚开始时不觉有很大变化，现在回想就能感受到。”自2005年政府为推广本地旅游业，大力宣传长洲“大平清醮”后，长洲不再是宁静小岛，每逢周末小岛更是人头涌涌，昔日的小店变成卖芒果糯米池、大鱼蛋的游客生意，商店畅旺，但苦了居民生活，渡轮班次、房屋租金均受影响。多年来Frankie身处其中不察觉，但多年后从台湾回来，他发现对长洲不再熟悉。“和家脱节了，不知道家中发生什么事，那么到底我还是不是这里的人呢？”

Frankie的爷爷是渔民，那里有鱼就去那里，四海为家，长洲只是他们的补给点。但来到他这一代，上了岸，家人朋友都在长洲，这里又是否吾乡？他说，在台湾时对长洲有思乡病，回来长洲后却又思念台湾，到现在他两边不是人。“死喇，我到底是哪里人？”

成长时期的安乐窝　既熟悉又陌生

脱节的除了长洲，还有成长时期的安乐窝——日泰小食。

十八岁前，他爱和朋友在另一家士多喝酒相聚，有一晚他们带来一支烈酒，打算再买士多的汽水一并喝，却被士多老板没收。那时日泰小食刚开业，朋友间有人是日泰小食老板女儿的同事，于是接近凌晨，打了一通电话后，他们便转到日泰喝酒。十多年间，Frankie在这里认识了日泰的老板阿丈和他的家人，一班朋友每周末在这里喝酒、打牌、赌钱、抽箊、打边炉，老板不在时，便充当职员，开铺、收钱、烧鱿鱼。外人看起来，这些生活似乎糜烂，但在粗口横飞的相处中，他感到自在和信任，收获了友情和关爱。“像一家人般，但没有血缘关系的。”

从台湾回来，他不再是那个年少轻狂的少年，老板阿丈也快将七十，一头黑发变得银白，同辈朋友有人结婚，有人生小孩子，只有他一人自由身，没有固定工作、成家立室。以往每周末“劈酒”，他们可以连续喝两天，喝至周一凌晨，用车仔送喝醉的人回家，睡三四小时再起床上班。现在他们相聚，一到晚上十二时，就有人喊离开，只有他挽留大家不要走。他以为事情都不会变，但原来不变的只有他的回忆。“身边的人都长大了，进入人生另一阶段，而我一直活在二十岁，对我来说，长洲都停留在二十岁。会自欺欺人，和以前一样的呀，感觉可能是，但事实呈现不是这样。”

小店、小岛、小城　纪录片探问身份认同

他在长洲和日泰小食拍下一堆素材，却始终无法整理想说的故事，他打算放弃。“我剪不下去，我看不到有何特点。”直至去年，他带台湾朋友来长洲游玩，在日泰小食畅饮。朋友告诉他，觉得日泰很特别，希望他能继续拍下去。

重整思绪，他决定从日泰小食的人事物，说长洲的历史和变迁；又会从香港巨大变化，看小店和小岛如何受洗礼，包括近月的反修例示威。他说，小店、小岛、香港，所有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年轻人都出外（参与示威），不会入来长洲玩，就会可能结业。日泰好像梦一样的空间，开始受外来因素冲击，其实就要想社会有著怎样的变化。”同时，他想透过镜头，诉说对这个地方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诘问身分认同为何物。“自己的经历，很迷失、很疑惑。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未知状态，那就拍出来一起讨论。”

纪录片最终取名为《日泰小食》，片花版本赢得台湾新北市2019年纪录片优选，在得到制作费资助下，Frankie打算再拍摄两年，十月将在台湾放映三十分钟版本。同时间，他在台湾及香港也进行另外几部纪录片的拍摄，内容中心思想一样围绕归属感。那么未来会是留在香港，还是长足台湾发展？他说不知道，“之后再算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