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基金只帮助自力更生的穷人　“社企之父”︰做好事也要聪明

下笔之前踌躇良久，许多事情没有想通。写电邮将感受告诉魏华星，他抱歉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得令你许多的投射落空。”
是因为他的普通吗？我问自己。或许，更惹人思量的，是他不愿重复他人对“善”的理解和行动。他说自己在寻找一种新的“善”的味道，他在回信中小心地为“善”字加上引号。
善，真可以有不同味道吗？
摄影：李泽彤

从清谈到实践

被坊间誉为“社企之父”的魏华星，近年事迹被广泛报道，成为名人。他在本地首创非牟利慈善创投基金，以私人基金方式投资和管理社会企业，结合市场营销，建立数个社企品牌，为慈善事业开出一条新路。

这条路，要追溯至2003年成立的“三十会”。当年，民间随七一游行冒起多个年轻论政团体，“三十会”是相当活跃的一个，主要由一群30出头、关心社会的专业人士组成（官方网页上的说法是“代表香港有知识的中产阶层”）。他们在报章发表文章、组织座谈会，一时兴起一股清谈之风，政府也乐于邀请他们在社会议题上出谋献策（同期还有沈旭辉主持的“Roundtable”，以及“狮子山学会”等）。

魏华星说：“‘三十会’成员的政治立场从不一致，然而那几年大家坐在一起月旦时事，交流思想，感觉很亲切。当时的社会气氛不似今天这般恶劣。”

他自读书年代起经常做义工，一直在寻找赚钱之外的人生意义。2007年，“三十会”中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感于空谈无济于事，起心筹建“香港社会创投基金”，魏华星辞去商界工作，全身投入这项社会实践。他仔细研究过在欧美开始流行起来的“慈善创投”，认定这模式是全球趋势。在2007年12月28日的《信报财经新闻》中，他撰文解释这个理念：

“对于社会企业，‘慈善创投’机构与一般资金来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但出钱资助该社会企业，更出力扶助它们成长。这包括派出成员加入后者的董事局、在营运上出谋献策、甚至动员本身的人际网络，以期在数年的投资期内，使受助社企畅顺运作，并在基金退出后，仍能自力更生，不再依赖政府资助或公众捐献。”

不肯搬走倒没试过，但中途确实请走过租客。毕竟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翻身机会，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尊，就翻不了身了。

谁是同路人

那是一篇字里行间洋溢热情的评论文章，看出他满心憧憬。不承想接下来3年，却是孤军作战，寸步难行。他通宵达旦准备材料，四处游说商家帮助社会企业，总是碰到软钉子，人们的反应是：“你的想法很好，不如你先做出来看看再说？”

他自问无愧于心，毫不利己，奈何理念乏人响应。直到梁淑仪（Doris）也辞职投入基金的工作，两人做出第一个无障碍的士项目“钻的”，才终于有了成形的社企项目。自此，他们频繁曝光，声名鹊起，陆续有后来人加入，带来新思维，5年中开创“Green Monday”、“光房”、“全城街马”等10几个项目。

每开展一个新项目，便成立一间有限公司。创投基金不仅提供资金成本，背后更有法律、会计等技术资源支持，为新公司保驾护航。魏华星说，其实带想法来叩门的人很多，但他们选择得很谨慎，既要有理想，又要有经营能力，而且在价值观上要是同路人。

记得余伟业（Ricky）向基金董事会推销“光房计划”时，董事会成员有许多疑问，从法律问题到人身安全都想到：租上租合法吗？能找到业主吗？几家人住到一起会不会打架？然而，社会地产的想法实在太吸引，大家忍不住想试试看。

他们从“三十会”中，找到一个愿意远低于市价出租房屋的业主，再通过社工转介和面试，迁入3个贫困单亲家庭，作为试验。项目运作至今，已经出租几十个单位，帮助逾百个家庭，今年更增添一栋旧纱厂宿舍，翻新为“深井光屋”。

“光房”租期限3年，会否有租客到时不肯搬走？魏华星说：“不肯搬走倒没试过，但中途确实请走过租客。毕竟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翻身机会，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尊，就翻不了身了。”

他们从一开始，决定只帮助那些自力更生的穷人。不仅每月上门收租做家访，而且还帮租客找工作、找学校。如果眼看租客过了几个月仍不去工作，就会请走她们。魏华星说：“做好事也要做得聪明一点，我们不愿好心被滥用。”

我相信人的心底都有些许善意，只要让做好事变得方便容易，许多人都会肯做。

淡然面对外界的投射

这些年，遇到许多搭顺风车的人，魏华星很豁达。他说：“商界无非要钱要名要生意，讲清楚双方底线，和我们的理念说得通就能成事。”

人们常将自己对慈善的期望投射在他们身上，对此他处之泰然。他说：“我会想，既然你有这么多想法，为何不自己做呢？”

创投基金的全职员工，由最初只他一人，到今天有12人，为旗下公司提供顾问服务。魏华星但愿永远保持这个规模，不要变成庞然大物。他自豪地说：“我敢说，我们这个基金是全香港最有效率的非牟利机构。”

10年前，他对社会创新的理解是“企业加入社会目的”的一种新形式，如今他不再这样想。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重新配置资源，进而改变人的价值观。大规模改变谈何容易，但至少他在小圈子中实现了助人为乐。

他说：“我们有许多义工，只要打一通电话，便会免费帮忙看文件，修水喉，提供各种帮助。我相信人的心底都有些许善意，只要让做好事变得方便容易，许多人都会肯做。”

他并不过分夸大自己的角色。并不是所有慈善事业都能自负盈亏甚至赚钱，毫无疑问，他们这一类私人机构承担的是较轻省的社会责任。

他冷静地说：“政府想投资比较进取的慈善基金，问我意见，我反而不提倡。因为每一种钱都有它的属性，有适合它做的事情。有人偏好股权基金，有人偏好资助贷款，应该容许不同的钱做不同的社会企业。”

如何定义社会企业？他主张百花齐放，不以回报率或者雇佣比例之类的指标下定义。他说：“‘钻的’有10%盈利，‘光房’有50%盈利，我认为它们都是社企，不能规定得太死。另外，除庇护工场之外，我不认同任何企业以请人作为存在目的——没理由蚀钱还要请人。”

既然‘Green Monday’提倡环保，为何你要去北极跑步来做宣传？从环保的角度看，是否不应该去北极跑步？

新道德时代

魏华星是一位温和、谦逊的受访者，总是保持笑容，从不提高音量。和他交谈了一阵，我判断此人品格高尚，不会跟我计较，便放肆起来。

我问：“既然‘Green Monday’提倡环保，为何你要去北极跑步来做宣传？从环保的角度看，是否不应该去北极跑步？”

他说：“我无法衡量这两件事的效果。那次北极之行使‘Green Monday’的知名度大幅提升，许多餐厅参加，多了人吃素，这算不算促进环保呢？”

我问：“生活已不易，为何你那么热中人为制造挑战，比如参加毅行者，以及全球各地去跑步？”

他笑着说，以前真没有人当面问过这问题。他当时觉得做那件事很合理，便去做了，没考虑那么多。

我嘀咕道：“好心也会办坏事。”

他坦然道：“是呀，怎说得定呢？所以我更看重当时做那件事的心意。”

至此，我明白了我的困惑：真有这样的好事，可以讲心又讲金吗？讲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到底什么叫“少赚一点”？怎样衡量社会影响力？

我能够想像，在我眼中不够“贴地”的魏华星，在他的商界朋友眼中，早已“离地”千尺。这些年，他的生活方式随着价值观的改变，发生了深刻变化：住的是父亲名下的居屋，吃素，出行搭巴士，孩子上津贴学校，妻子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的朋友圈子也变了，他说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追逐金钱至上的工作。

然而，他在我眼中仍然不够“贴地”。我不禁反思，为何要将我的道德标准投射到他身上呢？他花的又不是我的钱。

我顿时醒悟到，这是一个新道德时代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化的道德时代。在传统慈善事业和惟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既可以讲心，又可以讲金，名叫社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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