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涉拦警被捕清洁工：打破基层饭碗的是政府

8月5日全港三罢，49岁的清洁工何永隆当晚在深水埗，他面向防暴警察推进时，在马路上跪地举手投降，并大叫“快啲走啦！”他即场被捕，随后被控一项阻碍公职人员。他上星期上庭保释后，获法官判下宵禁令。
何永隆对被控大感无奈。这名清洁工也想不明白，为何林郑于全港罢工当日的记者会上，会说“暴力行为”会打破基层饭碗？不过，终究何永隆的饭碗也被“打破”了，被判宵禁令期间他无法外出工作，目前仅勉强维持生计，但他觉得“打破”他饭碗的人不是罢工的人，而是迟迟不回应市民诉求的政府。
摄影：高仲明

反修订《逃犯条例》运动自6月起一直发展至今。8月5日，有市民发起“三罢”、七区集会及全港不合作运动。示威持续至晚上，深水埗区发生警民冲突，有摄影师被催泪弹击中头部、亦有《大公报》记者被防暴警察以盾牌推撞，民众不满警方使用武力再度升温。当日，49岁的何永隆亦在现场，控方指，何永隆在面对警方推进时，双膝跪地张开手臂，并大叫：“快啲走啦！”继而被控阻碍警长冯耀彤执行职务。他被拘留30多小时后，上周三于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后准许保释，并获法官颁宵禁令，案件押后至10月2日再审。

被捕30多小时　眼见身边人离开警署

当晚何永隆被拘留长达30小时以上，实际时间多久他忘了，只记得身边同样被拘留的人陆续离开，剩他独自坐在警署。上庭后，他因宵禁令丢了工作，一直留在家中，生活仅靠剩余积蓄、朋友及妹妹支援。

跟何永隆来到他深水埗蜗居楼上的天台，背后是一幢幢陈旧唐楼，从高楼大厦的狭缝中，且能窥伺一抹嫣红色的夕阳。眼前的何永隆戴上一顶黑色鸭舌帽，脸上架上一幅黑色粗框眼镜，说话时经常直勾勾望着地上。谈及被捕一事，他抽了一口烟，再呼出几丝白雾，“明明是一件普通的事，为何会被人无限放大了？”

8.5三罢当日，特首林郑月娥早上见记者发言时，提到示威者一连串暴力行为令经济和民生出现问题，指很多“打工仔”都是“手停口停”，又称“堵塞道路或阻碍这些朋友上班，打破这些朋友的饭碗，受影响的将会是很多基层家庭。”

罢工日回家受阻　“但我理解啊”

何永隆在荃湾某间商场当夜更清洁工，记者会当日早上，正值他下班时间。在回家路上，准备搭地铁之时，他遇上了不合作运动，荃湾往中环方向列车一度停驶，他来来回回地铁站好几次，不时查看能否通车，最后折腾了五小时才能回家。问他是否认同林郑所言般，因为不合作运动，令基层饭碗被打破了？未待问题问完，他劈头就道：“但我理解啊，现在社会正在发生甚么事？大家都知，我最多不就是迟多几小时回家，那我便周围走走，再去搭地铁。”罢工是不得己的手段，但始作俑者不是示威者，“如果国泰民安，每个人安居乐业的话，唔好玩啦，谁会每星期出来游行？”

这已经是大是大非当前，个人利益事小了。你觉得修例与自己无关，是因为你觉得未埋身，如果条例一过，你觉得不关你事吗？

《明报》近日委托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对修例风波进行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六成受访者“非常同意或颇同意”，若修例风波持续将严重拖累经济，若最后经济真的受到影响，超过半成人认为政府须负上最大责任。

大众对清洁工的印象离不开“基层”、“低技术工作”或“学历低”，林郑月娥上周五（9日）联同商界会见传媒时，称示威者在社会“无位置”（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让人不禁问，社会持分者应根据阶级、身份或地位划分吗？何永隆住在深水埗一间约100呎的㓥房中，月租$5,200，占去了月薪的三分之一。他小学也未正式毕业，自言自己也是基层，“政治的事我不懂，我读得书少。”

但他知道，政治与民生无法分割，任何人也与社会发生的事有关，“这已经是大是大非当前，个人利益事小了。你觉得修例与自己无关，是因为你觉得未埋身，如果条例一过，你觉得不关你事吗？”他每字每句都铿锵有声，“因为罢工，令你开少一日工，不就是少一天钱吗？吃少一天饭，不吃几天饭也不会饿死吧？更何况香港地不会没有饭吃啊！”

政治与民生无法分割　

反修例运动中，社会上不乏一种“我没有犯法，怎么会被送中？”的论调。问何永隆怎么看，他冷笑一声，说自己身边不少同事也抱有同样看法，然后不屑地抛下一句：“这个世界有黑就有白，有些人醒了，有些人未醒，吃了安眠药！”但几秒后，话峰又突然一转，大概不忍如此批评同路人，他皱皱眉，语重心长地说：“有人可能有家室，有顾虑。当你上有高堂又下有妻房，被人捏住喉咙，你可以点？如果没有顾虑，我相信他们不会就范。”

游走中上环、鲗鱼涌　最后扎根深水埗

何永隆出生于马来西亚，因为当地排华，他在九岁那年随父母从马来西亚移民到港。居港至今大半生，他辗转住过中上环、鲗鱼涌，但楼价每年飙升好多倍。他十年前搬到深水埗，工作收入没变，房子却愈搬愈小，站在唐楼天台想起以前，他说：“如果当时听话，今时今日我可能不用做清洁。”

从小到大都在香港生活，他眼见这块土地变得陌生。九七年回归后，他发现内地政策开始影响香港，如远在2014年的普选没有了，今日的《逃犯条例》修订又将香港撕裂开两边。又近如在他生活的深水埗，“内地不好的风气都来了香港，好像随地玩扑克牌一样，我们（本地人）玩就被警察指聚赌，但‘同志’玩不会被警告；通州街上有不少内地女人经常站在一边，条裙短到上大腿。这样也可以的吗？”

擡头望天、郊游离岛　寻剩余喘息地

生活不如意，但他也会苦中作乐。他说，下班放假没事都会尽快回家，家中环境方方正正，养了两只龟及一只刺猬，觉得小蜗居也不错。他也特别喜欢房间内那面唯一的窗，闲来没事便会拉开窗帘，躺在床上划划手机，偶尔望出窗外看看蓝天，“觉得好舒服。”一向木无表情的何永隆，说到响往的生活开始笑了起来。他想生活尽可能普通、简单地过，于是假日经常逃离烦嚣挤拥的市区，跑到大屿山梅窝或贝澳走走，短暂的休闲日又过去了。

平平淡淡过了大半生，他万没料到今天会被捕、会被传媒争相恐后地访问，镁光灯一下照在身上，他浑身不自在。人生迎来后半段，像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跌，他摊一摊双手，万分无奈。可是坏消息接二连三的来了。受访的前一天，年届82岁高龄的父亲逝世。他父亲早年中风，近日身体转差，上星期上庭后一天，疗养院的姑娘突然发现他父亲昏迷在床，送院后不治离世。采访那天，与何永隆说起只不过两天前的事，他没有悲伤，反而像放下心头大石。与父亲为伴大半生，香港的唯一牵挂也放下了。他孑然一身，不是没有想过离开这个曾经视为家的香港，回到大马去。

我会留到最后一刻，若不可以再留，我会走

何永隆说，大马政府早年向市民派了一块地兴建房子，一户可建三间房，各家各户门中大开，电视机还播映着粤语残片，每人拉来一张摇摇椅坐在客厅，迎脸吹来清爽凉风，喝一口可乐，好不写意。那他也有地吗？“没有了，如回去就要自己想办法。”反正也是重来，他想离开香港这块地过上简单生活，渡过余下半生，“我会留到最后一刻，若不可以再留，我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