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制造】制衣女工：做工厂妹都可以学到野

形容倒模、刻板和苦闷的工作模式时，我们或会自嘲为“工厂工人”，但做了10年工厂妹的琴姐却说：“工厂可以学到好多野！好开心。”

未够秤　借邻居身分证工作

1980年代，香港制衣业正值黄金期，有高达30万制衣工人，为制造业的龙头。琴姐亦正值青春期，14岁的小妮子第一次走进工厂，成为30万人之一。琴姐有7个兄弟姊妹，她排行第6。哥哥姊姊因家穷，没有机会念书，早就外出打工帮补家计。琴姐幸运，迟了些年出生，做小的没有家庭负担，念到中二才成为工厂妹，“我读书不在行，读不上去，其实读不读也没关系。反正以前来说，你肯做就可以。”琴姐不以为然地说。她跟随妈妈摆街档时，看见那些婆婆在街边穿胶花、剪线头，便依样葫芦，她喜欢努力就收获的感觉，工厂正是这样的世界。

“直至现在我也记得第一次返工厂的情形！”

那时，琴姐跟姊姊和阿嫂三人一起入工厂，唯独琴姐未够年龄，为了要成功踏入这片新天地，她悄悄向邻居借身分证。然后，紧握邻居的成人身分证来到登记处，由于旧证没有相，琴姐就这样蒙混过关，踏入工厂世界。

老板请全厂去日本　工人自己申请加班

那个年头，制衣业兴旺得大厂在赶货期也应接无瑕，便将订单分给山寨厂和住家工场承做。早在1960年代初，政府除发展观塘和新蒲岗等工业区，予厂家买地设厂，另建工业大厦，廉价租予小厂家，旁边更兴建徙置大厦，以便提供劳动力。琴姐工作的制衣厂便是在九龙湾工业大厦，占据一层，约100人，主要制作裇衫。“我仲记得我第一件工作是拉橡筋，就是那些波裤的橡筋。”

36年前每一个细节她都记得，因为对她而言，那是个开心时代，“他们说我拉橡筋控制得不错，又问我学不学新野，就去了‘拉同’。‘拉同’是指男士裇衫有两条线，你要对齐那条‘贴’。”不过，姊姊和阿嫂嫌人工低，做了三四天就跑走。“当时想，只剩下我一个，怎样办呢？但我又好喜欢工厂做野，好开心。”琴姐决定继续坚持，一留便在工厂留了整整10年。

工作得到满足感，琴姐甚至主动要求加班，“当时赶货，我主动留下通宵赶工，每做好一打，便有一打‘飞仔’，‘飞仔’连住衣服，每做好一件就剪一个，真是多劳多得。”以往，车衣工人以件工支薪，实属多劳多得。工人积极，老板娘也豪不计较，请全厂工人到日本玩。记者诧异，那个年代到日本玩，价钱不平，琴姐指老板娘跟女工关系好，“直到几十年后，我们每逢年初一都到老板娘家聚会，她还会请我们到酒楼吃饭。”

想开个小档口 　无奈租金高

好风景不会常在。

90年代初，工厂北移，香港制衣业步入夕阳，小型厂与山寨厂相继结业。1939年便成立的“港九内衣职工总会”（现为制衣服饰从业员协会），在1990年代的制衣厂结业潮中，主要的工作便是替制衣工人追讨遣散费，如1993年，沙田“欧达诗”厂结束，工会协助300多名员工追讨欠薪及遣散费。

琴姐工作的制衣工厂也遭同一命运，工厂订单愈来愈少，老板娘被逼结业，把工厂迁往大陆，几个单身的工人跟她回内地工厂当监察工作。琴姐早在工厂内与维修衣车师傅定情，她只好留在香港。北移后，仍有大厂于港维持限量生产，用作接收内地缝制好的成衣，再作后期加工，以致有“香港制造”的成衣出口。香港亦逐渐转成文职主导的年代，不过，琴姐也没跟着老板娘转型，“我不太识字，无法跟着老板娘做文员。”90年代初是制厂商北移高峰期，她只是那大量遭到遣散低技术的车间工人之一。

不少车衣女工都会在街市租个小档口，继续以自己的手艺过活。琴姐也曾考虑把技术学以致用，无奈租金高，而一个街衣可容纳的补衣档有限，她慨叹：“我仲可以做咩？”

新时代行电脑制　老板赔钱叫走

直到21世纪，工会指制衣生产持续萎缩，工人失业及被迫转业的情况严重，平均工资每月只有5千元。琴姐被逼投身珠宝业，初入行，人工只有4千元。

“完全学唔到野，有咩就安排你做。”琴姐最初负责把低级数的小型钻石分颜色，珠宝公司一如其他制造业，香港的公司只负责接订单，有设计师设计，制作样本，并作品质监控，再出口至外国，而生产线早移至发展中国家。“未有钻石分时，老板说有些介指的石甩左，我比一堆石你，你逐粒证试下边个size（尺寸) 岩啦。”喜欢学习新事物的琴姐在新工作得不到满足感。挨着挨着已11年，琴姐刚生女儿，也迎来另一个新时代，“公司行电脑制，请大学生。生完返工第二日，老板赔了钱便叫我走。”

一班工人在历史中“失语”，大家似乎都忘了，他们曾经为香港打拼、拼下一个年代的经济成就。惟在市场经济下变成商品，人仅是“人力资源”。昔日的工厂工人不免成为社会中的无用之物，要“增值”，才能再次成为社会资源。

走过制衣业风光时代，又被时代淘汰过，琴姐最终还是回到衣车前，她现为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团结 ‧升级再造车衣工人合作社”女工，合作社会同本地设计师合作，接订单由车衣工人缝制，一针一线缝衣，缝回十多年来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