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老年团】千万身家创“生前遗言”摄制队　录下长者最后的话

有一支老年摄制队，成员10名，平均年龄68岁，他们的拍摄内容很特别：免费为比他们更年长的老人，记录遗言。4年来，80多个老人，在镜头前录下生命里最后的心里话：关于自己的身后事，关于对子女们的叮嘱……很多老人，还未开口，就先落泪了。
编辑：张锐嘉（一条）

这些遗言视频，根据老人的要求，有的在生前就公布，有的在去世后转交给他们的子女。这些话对子女来说，字字戳心，也有人看了后悔万分。

这支老年摄制队的创始人，是家产千万的老翁吴国雄，78岁了，“人生最后的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今年9月，老年摄制队获得了南华早报主办的香港精神奖。

生命里最后的叮嘱

“儿子，我在养老院一切都挺好的，只希望你能有时间来看看我。现在我最孤独的时候就是放假，身边院友的儿女都会载他们出去喝茶、逛街、看戏；唯独我没人来探望。有时间就过来吧，很怕等你真的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这是一次拍摄中，一位婆婆对著“生前遗言”老年摄制队的镜头说出的话，镜头后78岁的吴国雄，止不住眼泪往下落。

而更多时候，当摄像机打开，镜头前的老人常常还没开口，就已经热泪盈眶，说不出话了……

因为这短短十几分钟的录制，是迈向生命最后前最想说的话。而你会发现，这些话都是最朴实无华的，也最触动人。大多数老人都会以子女的称谓开头，娓娓道来一生的幸福和遗憾。

▼▼按图放大，看看老人家们想说的话（为尊重长者隐私，以下案例中，部分个人信息已做模糊处理）▼▼

等到需要的时候， 我想我也会坐到镜头前。

“生前遗言”摄制队，一个平均年龄68岁的热血老年团。

在香港九龙、新界一带，你可能常会看到一个老人团，提著大包小包的摄像机搭交通工具，吴国雄就是其中之一。吴国雄是香港明爱退休人士服务中心的一名义工，2015年创建了这支“生前遗言”摄制队，最初只有3个人，现在已经有10名成员，平均年龄68岁。摄制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义务给养老院的老人录制遗言，4年来，为80多个老人完成录制。

在吴国雄看来：“中国的老人，跟子女面对面谈生死，还是挺难以启齿的，无论是羞于表达一生的遗憾，还是担忧子女无力接受。现实是很多子女根本不了解老人真实的心境和想法。录制遗言视频，可以让老人们放胆说出心里话。”拍摄后，摄制队会用Premiere剪辑软件将素材剪成一个2分钟左右的短片，老人有权决定影片什么时候给到孩子们，哪一部分可以生前播放，哪一部分希望离世后转交给家人。

梁先生是今年刚加入摄制队的成员，70了，老北京人，1985年移民香港，后来儿子、太太，也陆陆续续到香港。“我第一次跟摄制队拍摄是在明爱养老院，一上午录制了整整10个老人，对我冲击很大。我觉得有些老人挺无助的。虽然生活条件上没问题，但精神上很孤独。”

梁先生说，其实每次组长吴国雄要分配给他剪片子，他都很犹豫，“因为看到老人的影像，我就忍不住流泪。”“我还没正式录过遗言，但这一年，看老人们录遗言的场面、听他们说的话，感触特别深。等到需要的时候，我想我也会坐到镜头前。”

为长者录遗言的千万富翁

自述：吴国雄

1958年我只身一人，从大陆来到了香港，家人还都在广东。当时我妈妈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希望能在香港赚够了钱，寄回家里给妈妈治病。但我来香港后的不到半年时间，妈妈就去世了，当时我也没法回去，没能见她最后一面，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深刻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苦。这也是我听到很多老人对子女说遗言，止不住流泪的原因；也是我现在坚持帮老人们录遗言的原因。

8元人民币闯香港

从大陆来香港的时候，我身上只有8元人民币。在香港打拼的几十年，我做过巴士司机、消防员、服务员、可口可乐公司推销员，各种各样的行业。也因此赚了一笔钱。1970年左右，我花3000块买到了我的第一个的士牌照，开始开的士赚钱。后来陆陆续续又买了3个，做成了一个小车队。

08年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年纪大了，在香港打拼这么多年，也该退出安享晚年了。我就卖掉了这4个车牌，一个车牌卖了300万港币，四个牌照拿到了1000多万，在当初是不小的数目。也回大陆走了一走，旅游散散心。

我姐姐几年前也过世了，人生没什么经济上的顾虑了，就想过好现在的日子。觉得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应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又拿出十多万买了一些摄影器材，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活到老，学到老，老年人学习不容易

2015年第一次录制遗言时，那位老人70多岁，身体很虚弱，坐著轮椅来拍摄的。有些老人看见镜头不由自主地紧张，说不出话来。还有老人家讲得激动的时候，一直哭，只能等情绪恢复再继续。

给老人录遗言不是一件容易事，沉重且艰难。不仅是精神上的，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技术上的操作就很困难。我2000年才开始学电脑，学摄影摄像，从零基础到现在半专业的拍摄，一个是凭兴趣，一个是靠努力。

老年人学摄影不是件容易事。反应慢、视力差、听觉差、没记性都是硬伤。去外面上课老师有时候教得都没耐心了，我们就内部一起研究学习。一位退休之前搞摄影的队员带著我们，内部录好教学视频，回去反复看，看不明白再沟通。用这个方法，我们老年队员进步速度很快。

大家都是义工，没有钱收的，甚至交通费都自己出。幸亏在香港超过65岁，交通费只要2元。现在每接到一个新任务，我们的老年队员们都可以迅速分配工作，根据活动内容选择带几台机器，带多少灯、支架……如果有新人加入，还会分配一个熟练的队员带新人，一边做一边学。

在社会的角落里，我们一帮老头子可是很认真地在做我们热爱的工作。

人生最后的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

可能有些人觉得遗言遗像这些事情不吉利，但现在很多老人都能想通。有一年我去了在香港举办的殡仪博览会，很多人在推销土葬、棺材等等，还看到很多老人在拍自己的遗像。

我问他们，不会觉得不吉利吗？他们说：没关系啊，既然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死，与其到时候用家里翻出来的残旧照片，我们为什么不打扮得漂亮来拍照留下纪念呢。

录制遗言是我一直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人到终年，不光能帮老人记录生前想说的最后的话，同时自身作为一个老年人，我希望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虽然我们退休了、年纪大了，老年人也可以在逆境中自强。

给老人拍遗言之前，我就已经看开生死了：死亡是迟早的事。看过这么多老人留下遗言后，我有了更多感触——所有老人都希望讲心底的话说给后辈听，希望他们的离世没有遗憾。

有人问我，你已经78岁了，打算拍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答案。

只要我身体状况允许，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发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想的太多，最后都会变成压力。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还是开开心心度过，这样就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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