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猫四天无人认领将人道毁灭 六旬妇：有时要同渔护署斗无赖
编按：从对待动物的方式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甘地的话被许多人引述过许多次，只是无数眼睛仍只能在夜里踽踽独行。在香港，一只流浪猫如何生活？除了水源与粮食、其它动物的威胁，牠们面对的同时是现代社会不能容纳丝毫混乱的姿态：道路要整洁、无主之物必须被清理干净。
一些人尝试帮牠们逃离被人道毁灭的命运，说的不只是放置猫粮，而是与政府不同的管理部门纠缠。《拾猫》记录了这些人与猫的故事：是什么驱使他们如此付出，与城市的逻辑逆流而行？
（题为编辑所拟、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把猫救出鬼门关──毕太
撰文：石乐彤
毕太的经历让我想起一套电影──《舒特拉的名单》。
那是关于一个德国商人，在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的故事。电影里的主角舒特拉为了拯救犹太人，花了大量金钱，安排犹太人在他的工厂内工作，使他们逃过被送往集中营的厄运。战争完结，舒特拉耗尽了他的家财，但有一千二百个犹太人因为他的善心得以生存。
一直以来，对所有流浪或被遗弃的猫狗而言，渔农自然护理署（下简称“渔护署”）的四个动物管理中心，就是牠们的集中营。所有被送往管理中心的动物，只要在四天内没有人认领，就要被注射致命药物。而根据渔护署的程序，只有动物的主人才有权领回牠们，一般市民不能直接在管理中心领养动物。若是捉到剪耳角的猫，渔护署职员便会扫描猫身上的芯片，并把资料传给爱护动物协会（下简称“爱协”）以确认是否属于猫只领域护理计划（CCCP）下的绝育猫。爱协确认资料后便会前往渔护署把猫接回中心，并由兽医检查及观察数天，一切正常后才通知负责义工来把猫带回原居地。
若是没有芯片兼找不到主人认领的猫，除了极少数被挑选送往动物福利机构供人领养外，其余的，在制度上可算完全没有生存机会。毕太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在这一道道程序中找出了灰色地带，成功救出无数险被处死的生命。
毕太已经六十一岁，二〇一八年初刚刚退休，不过她仍继续工作，没打算停下来，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四年她都把钱花在猫身上，几乎没有积蓄，现在即使退休了，但猫仍然等著她去救。
每个星期，她和几个朋友都会分别致电渔护署，询问动物管理中心有否收到猫，除了被人投诉而出动渔护署捕兽笼捉到的猫，还有被人捡到的以及被人遗弃的。“我的能力只够做港岛区，找几个人分头问，如果他们有收到猫，就找人扮猫主去报失，再授权我去赎回猫。”一直以来，不少关注动物权益的人都批评渔护署制度僵化，宁愿把猫人道毁灭，都不愿让有意救猫、领养猫的人直接到管理中心救猫。
死亡前的灰色地带
等不到渔护署改变政策，毕太用最直接的方法把猫救出来。“事实上是不可以这样问的，只能去报失，但我们不断打电话，他们也没我们办法。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只要不做得太明目张胆。”
与毕太见面之前，曾听过一个江湖传闻，她赎猫的举动连渔护署职员都动容，一捉到猫就主动通知她。“以前有位职员好善良的，会告诉我捉到幼猫、老猫，问我救不救。我就会找人打1823报失，不过现在他已经离职了。”能够于集中营中拯救无数只猫，毕太没有强劲的后台或特别过人之处，靠的只是一个小女人的坚持，有血有汗地劈出了一条小路。
一九八四那一年，她由筲箕湾搬到西环居住，第一次接触了街猫。“我妈在公园发现有猫，便把剩下的饭𩠌带到公园喂猫。”那年代社会上对于动物保护没有甚么支援，街猫的绝育、医护等问题都由她自己处理。“一开始只有一两只猫，很快就变成十只猫，于是有了绝育的概念，自己带牠们到兽医诊所绝育，那时绝育费也要几百元，我的钱只够帮猫囡绝育。”
至于她与渔护署的往来，则在数年后开始。那时候她每晚都会到西环至西营盘一带多个地点喂猫，有一天渔护署在她的地头捉了一只猫。“叫我去管理中心认猫，在那里看见很多猫，几十只困在一个笼中，很惨。”
渔护署职员把同一日捉到的猫都放进一个大笼里，四天后，如笼里的猫没有人认领，便全都送去人道毁灭。“求职员让我救一些走，他竟很好地让我救，我只能拣些年青的，牠们的生存能力比较高。”由那天起，她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到薄扶林的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救猫。“刚开始时带走了很多猫，曾经一趟车载不走，要分两次，这二十几年来领走多少只猫？数不了。”
现在如果要从管理中心领回猫狗，认领人只需付上十一元的“动物羁留所费用”。但在九十年代，若要认领动物，除了定额的动物羁留所费用外，还要支付以日数计的膳食费，认领一只少则数十元，多则百多元，不贵的，但要救援的猫却有很多。
“后来他们都任由我去领猫，但我没有这么多钱，一定要取舍，有时只能救一些入住时间较短时的，因为可以付少一些手续费。当时与我通报的职员很好，有时会把被人遗弃的猫偷偷放在门口让我拿走，这样就不用记录入册，不需要收钱。
在灰色地带游走，最麻烦的是今天能做的事情不代表明天也可以做。在“内应”离开管理中心后的一段时期，不但没有人来通知她去领猫，即使她主动报失，也未能领到猫。“例如我报失了一只在加路连山道不见的猫，他就会说在加路连山道找到的猫才算是我的猫，若在旁边的棉花路找到的就不算是我报失的那只猫，不会通知我来认领，难道猫是没有脚不会走的吗？”
她觉得不合理，与她的义工朋友写信给渔护署，要求署方清楚说明报失猫的程序，情况才有改善。现在虽然没有人主动通知她，但至少当她向渔护署查询某一地区是否有捉到猫时，对方都肯回答。“不知道他们有否说谎，但也没有办法，必要时凶一点，问的时候不要过份客气，亦不要吞吞吐吐，‘真的没有猫？是不是看漏了？’有时是需要斗无赖的。”
毕太每个星期认领出来的猫，少则几只，多则几十猫只，她没有可能把所有猫都带回家中。从管理中心救出来的猫，毕太会先把牠们带到爱护动物协会绝育，然后再把猫放回原居地。“渔护署在哪里捉，我就在哪里放回，曾经赎回四只猫，一只在赤柱、一只在山顶、一只在香港仔、一只在柴湾，结果我用了三个小时来安置牠们，用了四百多元车费。”她会选择深夜时分才放回猫，为避免与人起冲突。“有些人是因为讨厌猫才叫渔护署来捉，所以他们看到我放回猫一定会不高兴。”
如果遇到初生的小猫、特别亲人的猫，她会把猫留下安排领养，受伤的猫则留下来医治。街猫在室内住久了，也不适合放回社区，所以病猫医好后，亲人的会安排领养，若是长期病患或是不亲人的，就留在毕太的家裹，由她继续照顾。她的家就成为猫只收容所。“这只有猫爱滋，不知甚么时候会病发；这只盲了；这只很乖，可是已经十几岁；这只样子很美，但是疯癫，除了我不让其他人踫；柜底还有几只极怕人，连我也难以见到牠们露面，只会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才出来觅食；有些猫小时候亲人，长大后凶人，连我都咬，怎会有人愿意收养？”她的家，最高峰时有一百零八只猫。而现存的四十多只猫，全都是老弱伤残，滞留于毕太家里。
毕太退休前是街道清洁工，薪金微薄，为了猫，她付出大部份所得，即使当她陷入财困时，她宁愿一天打两份工，也不会弃猫于不愿。“如果没去渔护署领猫，我会空闲得多，可是过不了自己。曾在渔护署看到一窝初生猫，想起自己家中已有很多猫待照顾，便不打算再领牠们出来。可是最后我走出了门口还是折回头去赎猫，赎了出来再打算，因为我很明白如果这次我不赎牠们出来，下次来就再不会见到牠们。”
这一大群猫，旁人觉得负担，她则视为动力。“我带著这么多猫，不会有人肯把房子租给我，所以不管多辛苦也要买楼。早上七点上班到三点，然后晚上在酒楼兼职，十一点放工。那时常常说只要有人肯出钱，要我擡棺材我也去。曾被猫咬伤进医院，趁著医生巡房后偷走回家照顾猫，然后再偷溜回医院。”她庆幸当年咬紧牙关挨过了，现在退休了也不用烦恼租房子的问题，才有能力继续救猫。
《拾猫》
作者：石乐彤（采访／撰文） ；叶汉华（摄影）
出版：三联书店（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