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生活纪录】一对被逼迁的“临时夫妻”　一个回不去的家乡

有一部中国纪录片，早前入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这个电影节是纪录片界的奥斯卡。
片子叫《二十四号大街》，主角是60岁的农民工老苏。他和女朋友生活在杭州24号大街上的棚户区，但因为拆迁，他们很快被驱逐，当他们搬去城市更加边缘的地带，却又再一次被驱赶。于是，老苏决定回到贵州的农村老家，却发现他已经回不去了……

文：小乔（一条）

青年导演潘志琪跟随着老苏，拍摄了7年。潘志琪说，他很喜欢村上春树谈创作的那句话：“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像老苏这样的人，就是这个社会的鸡蛋。

2010年，潘志琪搬到了这里的一个新社区。他发现家附近有一条热闹的棚户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小商贩。这些人普遍租不起房，就在工地附近搭了个临时的棚。

潘志琪也对棚户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于是他拿着自己的摄影机开始记录，跟着这些人一起经历了拆迁、搬去新家、回到家乡……

虽然贫穷，生活却不乏味

他一拍就是七年，总共累积了三四百个小时的素材，最终拍成了一部纪录片——《二十四号大街》。这部纪录片入围了2017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也是唯一入围的中国作品。可能有些人对这个电影节还比较陌生，它相当于纪录片界的奥斯卡。所以能够入围，相当厉害了。

比起跌宕起伏的剧情片，《二十四号大街》里小人物的真实故事更加让人动容。潘志琪说，他在24号大街上看到了中国小老百姓的创造力。这也是最初吸引他拍摄的原因。这里原本没有街，聚集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一条街。他们在这里卖鞋、理发、开诊所、开餐馆……棚户区的生活条件自然不好，下雨的时候，不仅街道又脏又乱，临时搭的房顶也会漏雨。

虽然贫穷，生活却不乏味。他们善于就地取材，把工地上废弃的木板拿走，做成桌子、椅子、床。过年的时候，小卖部老板直接用工地的水泥把视窗封住，写上“春节回家”。

下图是老刘一家。他和妻子在棚户区开了一个小卖部。

老刘家有三个女儿。潘志琪很费解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小孩。后来他跟着老刘回家乡才知道，原来在他们老家有一个风俗——如果家里没有男孩儿，死了之后是进不了祖坟的。潘志琪常常被这样的小细节打动。他们来自农村，在城市漂泊，不断被驱逐，却又在夹缝中生存……

潘志琪原本只是想记录一条街道的群像，偶然间却被一个人的故事吸引。这人叫老苏，也是《二十四号大街》的主角。老苏今年60岁了，来自贵州安顺。他在24号大街上开了个小饭馆。

用消防水来泡澡的老苏

片子里，他常常茫然地站在街道上，伴随着工地上轰隆隆的机器声，不停地抽着烟，显得苍凉又渺小。他去过很多地方，东北、新疆、云南，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待过。哪里能淘金，他就会去哪里。他做过包工头、建筑工人，也开过餐厅。

老苏曾经还是一个小学代课老师，闲下来的时候爱看看报纸，算是比较有文化。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闲暇之余，他喜欢带着自己的红色澡盆，躺在路边，用消防水来泡澡。老苏说，这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的感情经历也颇“传奇”。他在老家是包办婚姻，和自己的妻子是没有感情的。为了逃离这场婚姻，他开始背井离乡，在城市闯荡，遇到了一个同乡的女人，叫琴。他们两人相依为命，颠沛流离，在城市一起漂泊了三十多年。

2011年7月，24号大街的棚户区面临拆迁。因为这里即将开发新的社区，据说还会建造五星级酒店。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所有人都挺沮丧，但也只能默默接受，准备搬走。老苏是唯一一个站出来抗争的。他特别在意自己的生存权利。他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难道在这里借用一下土地，搭个棚不行吗？

被驱赶的前一天，他和棚户区的其他邻居一边喝酒，一边争吵。邻居说：“你在这里开小饭馆也没有营业执照，执法大队要你滚蛋，你就得滚蛋。”老苏说：“这到底是执法还是违法？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又不是难民。”他想不通，自己当初为建造这片社区出了力，为什么说赶走就赶走？然而，依然没有人站在老苏这边和他一起抗争。老苏居住的棚户区是违章建筑，必然会被清理掉。

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的棚户

画面中的挖掘机像巨型怪兽，瞬间把棚户区夷为平地，老苏和他的邻居们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荡然无存。他们的命运就是，从一个棚户区搬去另一个棚户区，然后，再度被驱赶。他们不断迁移到城市的边缘，像一株生存能力极强的野草，无论被赶到哪里，都能顽强地活下去。这些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住在棚户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2014年，老苏告诉潘志琪，他想要回到贵州老家。老苏没想到的是，家乡也在修公路、修高铁，同样要面临拆迁。城市化已经从大城市转移到了偏远的山区。而且，由于常年漂泊在外，他对土地已经感到陌生，无法回家种地了。他失去了基本的谋生技能。同时，他也无法面对自己的原配妻子以及女儿。家乡早就不属于他了。

他陷入茫然。如同千千千万个农民工，他们的尴尬在于，在城里无法立足，又回不到故土。正如影片的一段介绍所说：“曾经在推动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群体，到一定时候，他们已经跟不上发展的节奏，被这个时代甩出去了。”

影片的末尾，老苏最终还是回到了城市。当他再次来到24号大街，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已经高楼林立、面目全非。有人说，拍纪录片的人都是善良的人，他们关注着最不起眼的人，为他们发声。潘志琪说，他很喜欢村上春树谈创作的那句话：“以卵击石，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像老苏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就是属于这个社会的鸡蛋。他们很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二十四号大街》这样的作品，照亮了他们的世界。

【本文获“一条”授权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