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性奴】反人口贩运组织探一楼一 寻找被卖猪仔的受害者
美国国务院发表《2018年贩运人口报告》，香港连续第三年被列入“二级观察名单”，与伊拉克、危地马拉等国同级。报告指，香港政府在打击贩运人口方面，未能符合最低标准。报告指，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虽然有多项打击人口贩运的措施，但一些执法人员接到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后，并无适切调查；并减少了涉及卖淫的贩运人口犯罪活动；在受害人身分辨认方面，特区政府表现亦欠理想。
政府发言人回应美国的《贩运人口报告》，指报告并不公允，绝不同意报告对香港的评级：“报告内的批评无事实根据，指控缺乏理据 ……该报告漠视香港的严谨法律制度。现时，香港有超过50条打击贩运人口行为的法律条文，提供一套全面的保障，可媲美其他有贩运人口法例的国家所提供的保障。”政府发言人指，有可能受剥削的人士数目由2016年的2515人，增至2017年的4710人，但当中仅9人被识别为受害人，印证贩运人口问题在香港并不普遍。香港法例从来没有承认“human trafficking”（人口贩运），没有法律依据，执法、检控等一切都变得艰难曲折。香港的贩运人口问题不普遍吗？本港一间反人口贩运的机构Stop Trafficking of People (STOP.) 于是用行动求证。这机构只有三个职员，他们每月会去一楼一探访，用民间微小的力量“揼石仔”，希望帮到被骗到香港当性奴的人们。01社区邀请了STOP.撰写一篇外展工作日志。
文：Stop Trafficking of People (STOP.)
在一个摄氏温度达31度的下午，我们到旺角区的一楼一探访，由最顶层的九楼扫到一楼。穿过一盏盏使人眩目的霓虹灯，我们在窄小的走廊仔细地寻找“请按钟”的牌，然后轻轻敲门，以免她们误会是警察。“你好呀！我哋系义工。黎关心吓你㗎！”；若开门的是金发碧眼，我们即时转换成英文，甚至简陋的泰文频道。我们汗流浃背地拿著小礼物及外展卡，在第一栋大厦中游走两小时，最后希望落空。后来去了第二栋大厦，遇上俄罗斯的女仔G。G浓妆艳抹，一头金发，她留港一个月，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只想尽快完成工作返乡。
马伕在附近监视我们
作为香港反人口贩运组织，我们除了向幸存者提供社会援助，例如紧急庇护所和食物等一切日常基本所需，还会联同本地另一组织定期落区外展。我们会到不同区的一楼一探访性工作者，港九新界的都会去，常去的如尖沙咀、旺角、太子、观塘、佐敦及元朗。人口贩运本质上不见光，贩运受害人往都是被隔离，所以我们会透过外展接触未曾被关顾或救援的人，提供情绪支援。我们每一区每个月都会出队一次，目的是接触及探访潜在的性贩运受害人。
其后我们从大厦离开，向第二栋出发。庆幸此行没有“食白果”，我们在另一栋唐楼遇到外国女仔，有来自泰国、俄罗斯、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当我们行到某一条走廊时，就见到有四、五个外国女仔站在单位外闲聊。我们就尝试用简单英文打招呼，解释来意，认识到一名俄罗斯的女仔G。
霓虹灯映照着G浓妆艳抹的脸孔，一头金发。当我们知道她会留港一个月，就问及有否到处参观时，她摇摇头，用力耙著头发，愁眉苦脸说自己只留在香港一个月，只想尽快工作完毕回家。在短短的交谈中，G不断叹气及摸一头金发。因为不便在走廊得太深入，而且G也没有邀请我们入内的意思，所以我们唯有给她一张外展卡，上有机构的热线电话及微信帐户。我们鼓励G平日可以透过电话跟我们聊天，虽然萍水相逢，但短短几分钟的对话，似乎已令她放下戒心，她欣然地接过外展卡，并当场跟我们交换了微信的联络方法。
在一楼一的外国女仔通常经过中介安排到港工作，她们单位的设计及装潢相似，也同样被监视著。她们人生路不熟，语言不通。单位外的闭路电视监察著我们在走廊逐户敲门赠送礼物，很多时候她们都是战战兢兢打开一条门缝，窥探门外人，接过礼物及外展卡就关起门，拒绝任何交流。我们遇见G后，频频“食柠檬”，继续穿梭在粉红色的走廊上，突然有一名男子走近，温柔地问：“你哋黎做咩㗎？”。看到其他左闪右避的男人，我们猜想眼前这名主动询问的人是马伕，负责操控及监视性工作者。
泰国女子Y来香港卖衫变卖身
我们轻轻解释来意是作探访、送小礼物及为性工作者提供情绪支援，通常他们听到都不会穷追不舍。但我们都有遇过态度恶劣的马伕，例如会“怒睥”或跟著我们，似乎怕我们有不轨企图。
贩运受害人隐藏在繁华的都市，有些在雇主家庭遭奴役，有些被困在幽暗处出卖自己的身体。我们外展时频频遭女仔拒绝，被挡在门外，但仍然坚持定期出队，就是希望接触到这群隐形人。
我们有一套指标识别性贩运的受害人，如“你的工作跟招募者所承诺的一样吗”、“你透过什么渠道得知此工作机会”、“你的护照有没有被没收”、“你是否被迫提供性服务”等，但以义工身份探访，我们不能直问，只可以旁敲侧击问出她们的情况。
去年的暑假，我们到尖沙咀一楼一探访，就遇到一名泰国女仔 Y，她的英文不俗，可以跟我们作较顺畅的对话。我们如常敲门，解释来意及寒暄几句，问到她的逗留时间及有没有机会在港四周观光，她就邀请我们行入房间。我们站在门后，她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
不肯再卖肉就公开色情照片
Y 当时是第二次来港。她忆述第一次来港时，贩子讹称安排她到服装店卖衫，但一到香港机场就没收她的护照，及载她到尖沙咀一楼一单位开始接客。当她默默承受几个星期的非人生活后，以为回到清迈，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但这梦魇却是无穷无尽。贩子威胁Y，假如不肯再来香港卖肉，就将早前拍下作宣传用途的色情照及片段发布出去，并告诉她的亲友，更要求她多带一名女子到港。Y 别无选择，在家乡保守的风俗下，她害怕他人知道自己曾做性工作，故她唯有按贩子所说，多带一名女子重踏这片令她失去自由的土地。
她们甫到机场，贩子随即扣起两人的护照，将她们带到一楼一单位，提供性服务，继续经历这段看不见尽头的旅程。
听毕 Y 的经历，我们深知她是人口贩运的受害人──在招揽期间，贩子利用欺骗她有一份卖衫的工作、威胁会将色情照发布等手段令 Y 来港卖淫，从而达到性剥削的目的。翌月我们再到同一个单位探访 Y 时，开门的已是另一张陌生的脸孔，从此我们也没有再见过 Y。
“点解要等到下一个月先去探佢，点解唔帮手报警？”
当我们分享 Y 的故事时，或许很多人会哗然，难以想像在大都市中会有一群女仔在黑暗角落被迫出卖肉体。然后，他们有时会问：“既然你知佢系被贩运过嚟，点解要等到下一个月先去探佢，而唔系尝试报警，救佢出嚟？”
在香港现行法例，卖淫本身并不违法，所以“一楼一凤”是合法的。然而，Y 说两次来港都只会逗留几个星期，跟其他外国女仔一样，她可能是持旅游签证入境，而以旅客的身份工作是触犯入境条例。香港没有将所有贩运形式定为刑事罪行，即使我们以“人口贩运”报案，警察有时也是有心无力，不能正式逮捕贩子，相反被剥削的一群会因违反入境条例而被拘捕。
每次出队探访，我们不能预料在闷热的旧唐楼内会遇到什么人及事，所以要时刻警惕。以认识 Y 的经历为例，纵使知道她是被贩运，但我们不会介绍自己是反人口贩运组织，因为可能会令出队同事陷入危险，我们会自称是义工去保护自己，及让她们放下心防，跟萍水相逢的我们互相认识。
望外展能提供情绪支援
第一次出队时会对凤姐有个刻板印象，幻想她们会花枝招展，凶悍泼辣，但浓妆下的她们有时好单纯。到元朗出队时，我们遇过一名泰国女仔，她大方打开门，手持一本英文书，我们称赞她样子甜美，她即时露出笑靥，“企定定”在门口，似乎在等我们继续聊天，可惜她不擅英文，我们也不谙泰文，唯有指著外展卡上的泰文字句：“你在工作上有困难吗？”、机构的热线电话、Whatsapp 及微信的帐户，希望她能跟我们保持联络。
因外展地区众多，而我们每个月只会到各区出队一次，每一区的国籍分布不同，我们就需要用到不同的语言，例如尖沙咀和元朗较多泰国女仔，旺角有俄罗斯和东欧，观塘就以中国内地的凤姐为主，她们很多都是新移民。虽然我们是素昧平生，但因每月去一次，很多都跟我们成为朋友。
“你哋真系可以救到性贩运的受害者吗？”
最近在尖沙咀出队时，我们探访到一名本地女仔。她甫开门见到我们，就用不纯正的广东话说：“好耐冇见啦，入嚟凉下冷气啦！外面咁热，辛苦你哋！”然后入房间后，她则不断向我们抱怨最近渴睡，并将头靠在我们肩上，之后就一边冲咖啡，就像老朋友一样。
外国女仔不会长时间在港逗留，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跟新移民或本地凤姐保持联络，有些还建立到友谊。接触久了，就会听到她们的故事。很多女仔从事性工作都是因为要养家，更多是单亲妈妈，想要供养子女读书而从事性工作，有时候探访，她们更会抱怨子女的顽皮事。
“你哋真系可以救到性贩运的受害者吗？”这是我们讲述外展工作时会遇到的问题。我们不是警察，也无力亲身将这群被迫出卖身体的女仔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特区政府坚持人口贩运在港不严重，现行法例也足以打击问题。 作为一个前线机构，我们相信我们援助的人口贩运受害者只是显示问题的冰山 一角，人口贩运在香港其实是比想像中更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受害者不愿意主动求助，因为目前没有清晰、完善的法律途径及支援框架。
编按：早前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唐伟康（Kurt W. Tong）在明报撰文指，香港现时的法律并无直接将各种形式的人口贩运刑事化，法例和政策直接影响执法者如何执法。他认为报法者的工作清单直接影响其工作的优先次序，但目前其工作的选项只包括拘捕、充公毒品、超速驾驶告票等，而不是识别儿童贩运。专门针对反人口贩运的法例，可让警员有相关的工作选项，并赋予他们更多执法工具捉拿人口贩子，同时向全社会所有人——包括那些坏人——传递一个信息：将人口贩子绳之于法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