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民】尼泊尔清洁工不谙中文　唔知有假放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又称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节和国际示威游行日。
劳动节是劳工假期，3月复活节冇得放假的劳动人民终于有假放。
但对于很多不懂中英文的少数族裔工友而言，放什么假，何时放假，为什么没有假放，全都像外星语，假期犹如判头看心情而定的赏赐。
少数族裔因为语言不通，是弱势之中的弱势。以南亚裔外判清洁工友为例，待遇差向来遭人诟病。 即使管工没有派发手套或口罩等工作配套，拖粮或无故中断合约，他们也无从发声。
摄：李泽彤

以为遣散费是额外奖赏

清洁工人职工会曾就清洁工人的权益发起多次工潮，发现近年有很多尼泊尔人当清洁工人，他们大多不懂中英文，跟清洁管工只能用肢体语言沟通，工会组织干事陈子杰说：“他们不知甚么是遣散费，以为是雇主的额外奖赏。其实是你做了两年，雇主要解除合约工友便应份拿到。因为语言不通，对劳工法例一无所知，只知道返工放工，管工不批便不放假，结果被剥削也蒙在鼓里。”

不过他补充：“如果工友想做份工，合约几差都会签，但我们希望叫工友考虑清楚，签约前可以影份合约给我们看，不是有工就做。”

工会于是找来23岁的尼泊尔女生Prasanti Gurung当统筹，希望她能成为工友与工会之间的沟通桥梁，游说被边缘的尼泊尔工友重视劳工权益。

首个加入劳工组织的少数族裔

11岁时Prasanti与家人从尼泊尔来港，在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渡过三年初中生活。她觉得香港是个大都会，有很多机会，是个相对自由的地方。不过，她不懂说中文，很害怕香港的教育制度；而且英文和数学成绩不好，自觉会考一定不会合格，中五前早晚也要退学。于是又随家人到了南印度做买卖。搬到印度后，她要留班，没多久她又退学了。自小随家人处处为家，也没有好好念书，拿下一张学历文凭，她也很后悔。“小时候很天真，很想当工程师，数学那么差竟然觉得自己会当工程师，根本没可能做到。”

16岁时，一家又回到香港了。没有再读书的她唯有做兼职帮补家计。她做过韩国餐厅厨师的助手，也在西式快餐店弄三文治，结果因为缺乏劳工基本知识而弄伤自己：“有次很蠢，一个人搬很重的东西，弄伤背脊，其实我应该找同事一起搬，不过说回头，那时大家都很忙，也没有人有空帮我搬。”

工伤后，她的腰近盆骨的位置常常像被针刺一样，连坐下来也会痛，几分钟便要站起来。她不想在快餐度工作，只是学历不高，实在很难找到不以劳动为主的工作。后来，她在基督教会当义工，因为责任心重，经教友介绍之下到清洁工人职工会当兼职，负责联络在港工作的尼泊尔工友，成为第一个加入劳工组织的少数族裔。

工友不谙中文，只听得懂脏话

工友与判头语言不通，工作时大家只能“手指指”，他们最常听到判头说：“黐线”、“快手啲啦”和“搞错”。工友们渐渐听懂了，似乎只能被动地接受给人看不起的常态。

这天下午Prasanti到中环见几个清洁工友，她先派发口罩，再派一些有关交通津贴的单张。她指，劳工署的单张大多只有中英文，工友根本无法理解。然而，即使工会解释清楚，工友们也不符合申请资格。因为清洁工作工资太低，无法养活家庭，所以他们大多打两份工，使其收上超过申请交通津贴或低收入家底津贴的上限。

她们由早上六时半工作至下午五时，隔半小时又打第二份工，工作至晚上十一时半。当天记者与工友三时多见面，他们刚下班，徐徐脱掉口罩和工衣，松口气坐下来聊。只是谈了半小时不够，她们又急忙收拾东西，套上另一件清洁工衣，到附近继续下半场的工作。

每天工作十五小时，过着如此刻苦的生活，为甚么还要留在香港？

“在尼泊尔家乡可种田和吃肉，住的地方很大，但找不到工作。在香港，只要你肯劳动，即使教育程度低，也能找到工作。”来了香港16年的Nani答道。

能够工作让她们觉得生活过得很有意义，不过当清洁工要走很多路，常常弯腰，弄得关节很痛。推垃圾车时，路人经过会掩口掩鼻，不小心碰到他们的话，更会露出不满之情。

“他们会说‘班L样好污糟’。”Nani忽然用广东话答道。原来她懂用简单的广东话沟通，所以常常听到路人问候家人， 她带点激动地说：“我们的工作是清洁香港，不想别人看不起自己，其实我和其他人一样，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

Prasanti去年8月至10月，走访食物环境卫生署11个垃圾站及9个街市，访问131名南亚裔清洁工友，发现近7成工友工作年资少于两年。工会发现，受访工友已入职有一段长时间，年资短的原因是他们每年放年假后，大多被要求签新约，故年资会被重新计算，变相“断年资”，以致日后约满无法领取遣散费等劳工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