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是我》导演：挖掘城市记忆，西环石墙树对照芬姨生命力

2016年上映的港产片《幸运是我》，不少人记得惠英红在戏中饰演患上脑退化症的包租婆芬姨，演技获评论肯定，并于香港电影金像奖再度封后。
《幸运是我》拍一个脑退化症的女人芬姨如何自处，也拍一个青年阿旭（陈家乐饰）与芬姨的相遇。年青人冲动易怒，不易信人，源于其中港婚姻后代背景，面对心灵上的迷失。而芬姨则面对身体机能上的迷失。两人在西环科士街石墙树前后走著，这对包租婆和租客，因脑退化症曾经冲突，发展成最后互相扶持。而石墙树位置，曾经是港铁拟定坚尼地城站的选址，因居民反对得以保留。
导演罗耀辉因为喜欢西环的殖民地时代感，故选取西环作为芬姨的主要生活场景，他说：“随著重建、拆屋，好多旧区都失去本来面貌。西环感觉上是一个仍未被大幅改变的社区。她仍保留一种殖民地时代感，比如说电车这个强烈的象征。”
文：陈铭智

（编按：金像奖2018即将举行。场景是电影中重要的一环，除了配合剧情进展，还能记下当时当刻的社区面貌。正如1999年杜琪峰执导的《鎗火》（The Mission），在荃湾广场取景，意外将荃湾广场昔日的喷水池“保留”下来。电影利用水池两旁的扶水电梯，以及水池前，一圆一方的柱，展现空间纵深，带出双方鎗手对峙，极端动静的紧张感。 电影中的香港是怎样的？01社区专题的【社区电影场景】系列，访问了两个能捕捉“真实社区”的导演，听听他们如何理解电影与社区的关系。另外，本系列亦会访问“社区院线”的搞手，了解社区放映的成果与困难。)

第一部剧情长片是自我挑战

罗耀辉43岁，早年在加拿大读酒店管理。97年毕业回港后却走去读编剧课程。入行两年，第一份面世的剧本是1999年的《玻璃樽》，成龙和舒淇主演。他的编剧生涯多数与阮世生合作，写过如《神经侠侣》、《我要成名》、《我老婆唔够秤》等轻松喜剧。他说，自己不是专业电影学科出身，只是想尝试当一名编剧。凡事从零开始，每写一份剧本都是学习，最大的满足感，是每次入戏院时，看观众因自己写的笑位发笑。

数算一下，他入行已经超过20年。写来写去都离不开喜剧套路，愈写愈闷，开始萌生当导演的念头。“因为做编剧，通常是被动地等别人找你写剧本，题材会有限制。多年来写太多重复的类型，好像渐渐失去创作的冲劲。我心想：不是办法。”他说。

如果把《幸运是我》放到他编导生涯众多作品，会发现这部温馨小品，是他第一次操刀处理的题材。他也坦言，较少接触脑退化症的题材，纯粹因为偶尔看过外国电视台的纪录片，才开始了解。作为第一部剧情长片，他想挑战自己，找回制作电影的热情。从负责文字工作的编剧，跳到负责演员演出、镜头机位等拍摄现场大小事，他笑说犹如找回最初入行“由零开始”的状态。

编剧与亲自在现场指挥全局的导演，两者体验有何不同？罗耀辉觉得，当导演时有不少机会随拍随想，“不是说不想再做编剧，而是发现自己不想只做编剧。原来电影要慢慢拍，会找到一种微妙的感觉。那未必写剧本时就预计到。好似有场讲芬姨终于发现自己患脑退化症的戏，以及结尾的一幕，一些细节本来没有写在剧本上。”

走不出社区的老妇

“脑退化症其中一个主要病征是善忘，满可怜的，但某程度上是好笑的。因为他们未必知道自己病的程度，照顾他们的人或者会觉得哭笑不得。”罗耀辉去过公立医院举办的脑退化症讲座，与家属聊天，吸收照顾脑退化患者的知识。之后他写了芬姨这个角色，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但因为年老患病，渐渐走不出熟悉的社区。他再构思出阿旭一角，由一个年青人面对患上脑退化症老人家，如何由冲突到了解，最后扶持对方。

阿旭设定为中港婚姻下成长的一代。父亲是香港人，但早已另立家室。阿旭在广州与母亲相依为命，直到母亲病逝。来到香港却发现自己夹在中港身份议题之间，他渴望亲情，但血亲都给不出回应。反而同为基层的包租婆芬姨，令他得以迂回地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西环树根生命力与芬姨一样顽强

石墙树出现在两场戏里。第一场是讲阿旭想扔下芬姨，视她为负累。芬姨在夜里只能来回科士街的石墙树，去寻找阿旭。她不敢走出她熟悉的环境。第二场戏是生活日常，拍阿旭和芬姨去街市买菜。石墙树给罗耀辉一种生命的触动。“树根生命力顽强，对照芬姨，她虽然有病，但都会继续去面对。脑退化症并非药物能够根治，通常随老人家身体机能慢慢衰退，直到死为止。树根一样保留那株树多年来的痕迹，及成长经过。树沿住石墙生长，而非平地，连植物都很能表达香港空间有限的特点。”

芬姨因为脑退化症不能自理，又怕失去安全感，从她坚持亚视是“2号台”的那幕可见其对变化的恐惧。城市却一直变，甚至一度使罗耀辉失预算。

社区景观、小店“唔拍就会冇”

有场戏讲芬姨在西九附近迷路。“那场戏本来在开拍前一个月选好场景，但拍摄当日才发现筑起不少地盘，景观与之前完全不同。我们唯有就地取材，利用地盘外边贴上的指示路牌，将路牌融入剧情。拍芬姨愈走愈偏离原本方向，快要由佐敦走到中港客运码头去。”他说。

电影拍摄前后，社区变了样。他还提起有幕空镜，把深水埗信兴酒楼的招牌拍了进去。无心插柳，信兴酒楼在2016年12月尾结业，招牌则送给博物馆。他看网上消息，总有一种强烈印象——好似隔日就会有在电影出现过的小店、景观、建筑消失。唔拍就会冇了。他说。

难找心水场景

“揾景，犹如斗智斗力。因为演员、摄影、灯光外，背景都重要。我觉得现时难在找一个未被人拍过的景观，又有年代感。就算找到景，拍摄时有部的士走入镜头我都惊，因为可能会‘穿崩’。”

罗耀辉说，《幸运是我》的故事比较贴近基层生活，而他觉得这是香港的精粹所在。如要他转去拍样板般的高楼大厦，倒失却特色。说起，才知道他的童年在大坑的唐楼度过。那些年，他看过早上电视台播出的粤语片才上学去。唐楼下传来叫卖声，小贩的“车仔档”卖白糖糕、果蒸粽。他小时候在夜里看星，好似以前的星空比现在明亮许多。

“有些画面永远都会记得。拍电影，就是要去挖掘城市许多未被留意的记忆，当她一直急遽改变的时候。”